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aumont）、圣洛（St。htmo）至莱赛（Lessay）的海岸地区。
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苏军在主攻地区已攻抵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和里加地区。结果是中央集团军的实力几乎全毁，到了7月中旬一共损失了25个师。
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军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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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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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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