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6）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7）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