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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
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
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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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东线局势的发展（1943年2月22日至1944年3月4日）还继续有部队被派往非洲，在这种飞蛾扑火的行动当中，其中还包括着有我们最新成立的虎型战车营。我虽然据理力争，但仍然毫无结果，以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防御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西西里岛之战我力主把虎型战车撤回欧洲大陆，戈林却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古德里安上将！你应该认清，虎型战车并没有方法渡过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呀！”我回答他说：“只要你真正能够赢得墨西拿海峡上的空中优势，那么虎型战车既然能够开入西西里岛，也就同样可以撤出了。”这位空军专家就一声不响了，但是虎型战车却还是留在西西里岛，并没有能够撤回。
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
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OKW和OKH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卢格、第七军团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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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