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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种让装甲师长时期担负纯粹防守任务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浪费。这会使这些师无法恢复他们的实力，而延误他们完成攻势准备的时间。所以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前线上困守的装甲师的残部，撤到后方来加以整编。
（五）战车防御的任务逐渐由突击炮来担负，因为用其他的战防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战车，不是效力微弱，就是要甘冒极大的损失。
所以在主战场上，每一个师都要补充相当数量的突击炮。在次要战场上应由较高级单位控制一部分突击炮以作总预备队，而各师则暂时使用自行火炮。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起见，突击炮营和战防营应逐渐合并。
新型重突击炮只使用在主战场上，担负特种任务。它们是主要的战车歼击工具。新型70倍径身的75mm突击炮的价值尚未加以试验。
（六）装甲搜索营已经变成了装甲师的继子。它们在非洲的价值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东线战场却很少表现，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例外。假使我们希望在1944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就一定需要适用的地面搜索单位。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需要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装甲人员载运车（此时已在生产中，不久即可开始使用，它是半履带的）。
（2）要有一种快速的（每小时35英里到45英里）装甲搜索车辆，并配有适当的装甲和武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车辆。我要求我有权与史贝尔部长共同商决这件事。
（七）对于装甲步兵师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3吨重的装甲人员载运车，对于它的设计不要再加以改变，以期生产数量可以早日足额。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也可以采用这种车辆。
（八）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现在起，应该配备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炮车，这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一贯要求。炮兵观测人员应使用最新型的战车。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5）
（九）这一次会议中的最重要要求，是下列几项：
（1）批准装甲兵总监部和它的附属单位的各项组织法。
（2）批准这些编制表。
（3）将一切突击炮兵都拨交装甲兵总监控制。
（4）取消成立新装甲师的计划，把这些单位连同空军的装甲单位在内，都照新编制表加以改编。
（5）批准1944—1945年间的继续生产Ⅳ型战车的计划。
（6）设计新型装甲搜索车。
（7）进一步研究制造70倍径身的75mm轻突击炮是否必要？可以仍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以增加产量。
我所提出的各点，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除了装甲兵总监可以控制全部突击炮单位这一点以外，其他各点，他们至少理论上都一致表示赞成。关于这一点曾经使整个会场都为之骚动。除了史贝尔以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我的。连希孟德也反对我，他提出目前只有突击炮这一样兵器，可以使炮兵们也能够获得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用一副乞怜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看他们大家都反对你。所以我也无法批准这一点。”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突击炮仍然是独立的兵器；战防营依然继续使用那种效率不高的牵引式战防炮，而步兵师始终没有适当的战防装备。9个月以后，希特勒才认清了这个错误，可是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错误的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补救起来。至于其他的方面虽然原则上已经批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问题颇多。尤其是关于下列这一点：我主张赶紧把装甲师的残部由前线上抽回，及时加以整训，以使最高统帅部可以拥有一支机动的总预备队。我们的最高军事当局不懂得强大机动战略预备部队的重要性，是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应该分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而且实际上还阻挠我的工作。
3月10日，我回到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我去视察温斯多夫（Wunsdorf）的战车学校；17日又去视察在卡塞尔（Cassel）的亨舍尔工厂，那里生产着虎型、豹型的战车和88mm战防炮。3月18日我又到爱森纳赫（Eisenach）去视察第三百战车营，它负责遥控战车的研究，当天也顺便访问了战车军士学校。3月19日又在路根华德（Rugenwalde）参加一个兵器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参加。所展示的武器有下列三种：分别为古斯塔夫（Gustav）列车炮、斐迪南（Ferdinand）战车和附加装甲侧裙（Aprons）的Ⅳ型战车。
“斐迪南”式的战车就是波尔舍教授所设计的一种虎型战车，一门70倍径身的88mm火炮装在一个固定的电动式炮塔里面，完全像一辆突击炮。除了这一门单独的长炮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武器，所以完全不适宜于近战之用。尽管它具有厚重的装甲和优良的火炮，但仍存在致命的弱点。不过因为它已经生产了90辆之多，所以我还是要设法来利用它，但是站在战术的立场上看，我却不能同意希特勒的乐观看法——他对波尔舍设计的武器充满信心。我最后成立了一个战车团，下辖两个营，每营45辆战车，把它们都编进去了。
侧裙是一种钢板，悬挂在Ⅲ型、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侧面和后面，其目的是要抵消苏联步兵战防武器的威力，否则这些车辆的轻装甲是经不起一击的。这个发明倒似乎是很有用处。
“古斯塔夫”是一门口径800mm的强力列车炮，它必须有双轨铁路始能运动。这个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表演完毕之后，希特勒却突然叫住我说道：“你听呀！米勒博士刚刚向我说，‘古斯塔夫’也可以射击战车。你认为怎样？”我想到希特勒也许就会命令大量生产这种东西，真使我一时很难开口，不过马上我就鼓足了勇气回答他说：“射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敢说，却是绝对打不中。”米勒博士当时和我大吵了一场。这种炮每装一颗炮弹需时45分钟，它怎样会打得中一辆战车。以后米勒本人也自认自己是胡说。
3月22日，我又和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讨论如何改组他们的部队（这是一种完全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部队）。当时他们的人数有34000人之多，而却只具有一个师的实际战斗能力，多数的人员都在荷兰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即令在1943年，我们的补给问题已经很严重，这种情形当然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到了3月底，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装甲步兵师的新组织也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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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正忙得要命，突然我的老朋友拉本劳将军（Gen。von Rabenau）带着哥尔德内博士（Dr。Goerdeler）来访，因为这位博士极希望和我恳谈一次。哥尔德内向我解释说，因为希特勒已经无法胜任德国的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责，所以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职权。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改组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确是很有价值，不过哥尔德内却并没有这个实力，能使它成为事实。即令他的计划成功，他也还是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他曾经设法和外国取得接触，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即令他能够推翻希特勒，我们的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
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
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
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
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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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希特勒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OKW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
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军团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
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