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
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
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
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
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
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aia Reka）—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avy…Ssorochenka…Chunina…Kosmina）。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
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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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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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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