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５〕。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６〕。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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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 指林语堂。他在《论语》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諣。……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諣。”但他在《新语林》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七月）的《论个人笔调》一文中，却将引文“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错点为：“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
〔３〕 指林希隽，参看本书《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及其注〔５〕。
〔４〕 这句话见于契诃夫的遗著《随笔》。
〔５〕 关于钟会访嵇康事，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会以此憾之。
及是，言于文帝曰：“……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文中司马懿应为司马昭。
〔６〕赫尔库来斯紧抱巨人安太乌斯据古希腊神话：赫尔库来斯是主神宙斯的儿子
，神勇有力。安太乌斯是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只要靠着地面，就力大无穷。在一次搏斗中，赫尔库来斯把安太乌斯紧紧抱起，使他脱离地面，而扼死了他。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１〕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
明人曾用之于诗笺，近乎雅了，然而归结是有文人学士在它全体上用大笔一挥，证明了这其实不过是践踏。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实绩具在，说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却又断乎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
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的。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辨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摄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然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面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面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
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天津《文地》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录署名鲁迅，文末署名何干。
同期所载该刊编者唐诃《哀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全国木刻联展专辑》，选好四十几幅画……在金肇野君寓中存放。不幸去年十二月运动（按指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犯爱国罪被捕入狱，这些作品也因之而失散。仅存的，只鲁迅先生亲笔所写序文的刻版，算是这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遗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文地》所刊本文，即据这刻版排印的。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唐诃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主办，于一九三五年元旦起开始作巡回展览，曾在北平、济南、上海等地展出。
文坛三户〔１〕
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作家，多少作品，而且至今还没有完结，所以有个“文坛”，是毫无可疑的。不过搬出去开博览会，却还得顾虑一下。
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必有。——我说了两回“恐怕未必”，倘真有例外的天才，尚希鉴原为幸。要之，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
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现在虽然有了识字运动，我也不相信能够由此运出作家来。所以这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
已非暴发，又未破落的，自然也颇有出些著作的人，但这并非第三种，不近于甲，即近于乙的，至于掏腰包印书，仗奁资出版者，那是文坛上的捐班，更不在本论范围之内。所以要说专仗笔墨的作者，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一叹天时不良，二叹地理可恶，三叹自己无能。但这无能又并非真无能，乃是自己不屑有能，所以这无能的高尚，倒远在有能之上。你们剑拔弩张，汗流浃背，到底做成了些什么呢？惟我的颓唐相，是“十年一觉扬州梦”〔２〕惟我的破衣上，是“襟上杭州旧酒痕”〔３〕，连懒态和污渍，也都有历史的甚深意义的。可惜俗人不懂得，于是他们的杰作上，就大抵放射着一种特别的神彩，是：“顾影自怜”。
暴发户作家的作品，表面上和破落户的并无不同。因为他意在用墨水洗去铜臭，这才爬上一向为破落户所主宰的文坛来，以自附于“风雅之林”，又并不想另树一帜，因此也决不标新立异。但仔细一看，却是属于别一本户口册上的；他究竟显得浅薄，而且装腔，学样。
房里会有断句的诸子，看不懂；案头也会有石印的骈文，读不断。也会嚷“襟上杭州旧酒痕”呀，但一面又怕别人疑心他穿破衣，总得设法表示他所穿的乃是笔挺的洋服或簇新的绸衫；也会说“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但其实倒是并不挥霍的好品行，因为暴发户之于金钱，觉得比懒态和污渍更有历史的甚深的意义。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所以那些作品，即使摹拟到和破落户的杰作几乎相同，但一定还差一尘：他其实并不“顾影自怜”，倒在“沾沾自喜”。
这“沾沾自喜”的神情，从破落户的眼睛看来，就是所谓“小家子相”，也就是所谓“俗”。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这在文坛上，向来为破落户所鄙弃。
然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这两户却有时可以交融起来的。如果谁有在找“词汇”的《文选》，大可以查一查，我记得里面就有一篇弹文，所弹的乃是一个败落的世家，把女儿嫁给了暴发而冒充世家的满家子〔４〕：这就足见两户的怎样反拨，也怎样的联合了。
文坛上自然也有这现象；但在作品上的影响，却不过使暴发户增添一些得意之色，破落户则对于“俗”变为谦和，向别方面大谈其风雅而已：并不怎么大。
暴发户爬上文坛，固然未能免俗，历时既久，一面持筹握算，一面诵诗读书，数代以后，就雅起来，待到藏书日多，藏钱日少的时候，便有做真的破落户文学的资格了。然而时势的飞速的变化，有时能不给他这许多修养的工夫，于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既“沾沾自喜”，也“顾影自怜”，但却又失去了“沾沽自喜”的确信，可又还没有配得“顾影自怜”的风姿，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向来无定名，我姑且名之为“破落暴发户”
罢。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六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文学论坛”栏，署名干。
〔２〕 “十年一觉扬州梦” 唐代诗人杜牧《遣怀》一诗中的句子。
〔３〕 “襟上杭州旧酒痕” 唐代诗人白居易《故衫》一诗中的句子。
〔４〕 即《文选》卷四十“弹事”类所录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一文。文中说：“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岂有六卿之胄，纳女于管库之人……宜禒以明科，黜之流伍。”
从帮忙到扯淡〔１〕
“帮闲文学”〔２〕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３〕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４〕，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５〕，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６〕，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７〕，袁枚的《随园诗话》〔８〕，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