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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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6-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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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
  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5〕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
  “……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
  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6〕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2〕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
  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3〕 讲“潇洒” 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4〕 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记。祭义》。
  〔5〕《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
  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1895—1968),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6〕 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非有复译不可〔1〕
  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2〕;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
  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3〕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候,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后来是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像看地图”〔4〕,幽默家还从他自己的脑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来〔5〕,使读者们“开心”,学者和大师们的话是不会错的,“开心”也总比正经省力,于是乎翻译的脸上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但怎么又来了“翻译年”呢,在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翻译的时候?不是夸大和开心,它本身就太轻飘飘,禁不起风吹雨打的缘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记起了翻译,试来译几篇。但这就又是“批评家”的材料了,其实,正名定分,他是应该叫作“唠叨家”的,是创作家和批评家以外的一种,要说得好听,也可以谓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样,并不大声,却在那里唠叨,说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译完了吗,你们只在译别人已经译过的,有的还译过了七八次。
  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但我们今年的唠叨家,却正继承着这一派的正统。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三月十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
  栏,署名庚。
  〔2〕 “翻译年” 当系一九三五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
  “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3〕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铎》月刊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该刊编者李石岑的
  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认为“处子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4〕 指梁实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指摘鲁迅的翻译是“硬译”、“死译”,并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参看《二心集。“硬译”
  与“文学的阶级性”》。
  〔5〕 指刘半农。他在《中国文法通论》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将《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按欧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论讽刺〔1〕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
                  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
  “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2〕(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3〕(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4〕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2〕 《外套》 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3〕 《鼻子》 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4〕 勒浪 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从“别字”说开去〔1〕自从议论写别字〔2〕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3〕,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4〕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
  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
  ,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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