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３〕 斯忒林培黎（１８４９—１９１２） 一译斯忒林培克，通译斯特林堡，瑞典作家。他是一个轻视妇女解放论者。所著短篇小说集《结婚》，对妇女解放持嘲讽的态度。黎锦明的《社交问题》是写一个女青年追逐虚荣、对爱情采取轻率态度的小说。
〔６４〕 “磊赤山房” 清代文学家屠绅的书室名。屠绅（１７４４—１８０１），字贤书，别号磊赤山人，江苏江阴人。著有长篇小说《搀史》、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等。
〔６５〕 显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 波兰小说家。著有《你往何处去》、《火与剑》等。
〔６６〕 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６７〕 凌叔华 广东番禺人，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等。
这里说的“出轨之作”，指发表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的《酒后》，写一个年青的妻子酒后要求丈夫同意她去吻一下酒醉的客人。
〔６８〕 川岛 章廷谦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月夜》。
〔６９〕 汪静之 安徽绩溪人，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中篇小说《耶稣的吩咐》等。
〔７０〕 莽原社 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鲁迅、高长虹、韦素园等。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办《莽原》周刊，由鲁迅编辑，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止；次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发行；八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７１〕 高长虹 参看本卷第６９页注〔６〕。下面所说的“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指高在《狂飙》周刊上发表的总题为《幻想与做梦》的小品。
〔７２〕 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嵊县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后收入短篇集《七封书信的自传》。
〔７３〕 黄鹏基 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小说家。他的短篇集《荆棘》收小说十一篇，是《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刺的文学》一文中说，“文学家……的作品也不是只为浮在面上供一般吃了饭没事干的人赞赏的奶油”。
〔７４〕这里是指黄鹏基的两个短篇：《我的情人》和《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
，分别发表于《莽原》周刊第三十一期和第二十五期，后来都收入《荆棘》。
〔７５〕 尚钺 河南罗山人，小说家、历史学家。他的短篇集《斧背》收小说十九篇，《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八年五月泰东图书局出版。
〔７６〕 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 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飘渺的梦》收小说十四篇，《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新书局出版；引在这里的几句话，就是这本小说集的题词。他在题为《野花》的一个短篇中说：“我深深忏悔，向已经失去的童心，忏悔那过去的往事，儿时的回忆，稚子之心的悲与欢。”
〔７７〕 《我离开十字街头》 向培良的中篇小说，《狂飙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光华书局出版。他在这书的《前记》里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反抗者，虚无的反抗者…
…但是我非常爱他，因为我在他强有力的憎恨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来。“
〔７８〕 “末人” 尼采著作中的用语，与“超人”相对，指平庸猥琐、浅陋渺小的人。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序言》第五节中说：“‘我们发现了幸福了，’末人说而且目夹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据鲁迅译文。）
〔７９〕 巴札罗夫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主角，文学作品中最早的虚无主义者的典型。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的主角，虚无主义者。
〔８０〕 绥惠略夫 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角，无政府主义者。
〔８１〕 未名社 参看本卷第６８页注〔２〕。
〔８２〕 韦素园 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２〕。
〔８３〕 李霁野 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所著短篇小说集《影》，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其中《嫩黄瓜》篇中有这样的话：“手抚摸着藤叶，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它的叶脉来。”
〔８４〕 台静农 参看本卷第６２页注〔３〕。他的短篇集《地之子》收小说十四篇，《建塔者》收小说十篇，二书都编入《未名新集》，由未名社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九三○年八月先后出版。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１〕这也并非自己的发见，是在内山书店里听着漫谈的时候拾来的，据说：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
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２〕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３〕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
了。
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罢，中国向西洋派遣过许多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并不怎样喜欢研究西洋，于是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学的什么论文，使那边的学者大吃一惊，得了博士的学位，回来了。然而因为在外国研究得太长久，忘记了中国的事情，回国之后，就只好来教授西洋文学。他一看见本国里乞丐之多，非常诧异，慨叹道：他们为什么不去研究学问，却自甘堕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实在是无可救药的。
不过这是极端的例子。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自己也常常去听漫谈，其实负有捧场的权利和义务的，但因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几句坏话在这里。其一，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不过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见，所以没有法子想。
还有一点，是并非坏话也说不定的，就是读起那漫文来，往往颇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而这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归根结蒂，也还是结论。幸而卷末没有明记着“第几章：结论”，所以仍不失为漫谈，总算还好的。
然而即使力说是漫谈，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但是，在现在，总依然是因了各种的读者，那结果也不一样罢。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４〕，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还要有意思一点罢。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国的姿态》。
《活中国的姿态》，日本内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东京学艺书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译本，书名改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九三六年八月开明书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写成，由作者自译为中文，参看本书《后记》。
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 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华，先经营药品，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经售日文书籍。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后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国。
〔２〕 《支那人气质》 长期旅居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ＡDＨD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著，日本有爱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
〔３〕指日本安冈秀夫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
出版）一书中对中国人的随意诬蔑。该书《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一篇中甚至说：“彼国人的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参看《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四日）》。
〔４〕 “亲善”、“提携”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以欺骗中日人民，蒋介石即就此发表谈话：“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认识……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经与黄郛在上海进行“中日亲善”谈判；六月间有吉明又到南京见汪精卫，商谈“中日提携”问题。
“寻开心”〔１〕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２〕。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３〕，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４〕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