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N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洌猓澹颍纾！玻埂痴庹媸钩霭婕液芪眩怯械氖橇⒖探榻沙觯栈倭耍械娜椿瓜氩咕龋凸偬ド塘浚峁敲獬艘徊糠帧？
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
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 五个左翼青年作家 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４〕 “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５〕 “民族文学” 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７〕 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 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９〕 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
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 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 书籍杂志检查处 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 弗理契（ＢDＭD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 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摇Ｖ饔小兑帐跎缁嵫А贰ⅰ抖兰团分尬难А返取？
关于新文字〔１〕
——答问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２〕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
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３〕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１〕 本篇曾被译为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于《拥护新文字六日报》，期数未详。
〔２〕 指刘大杰。他在上海《人间世》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春波楼随笔》中说：“此等书（指《琅恢文集》、《袁中郎全集》等）中，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会做滥调古文，不能赏识此等绝妙文章耳。”但他标点的《琅恢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３〕 指王照、劳乃宣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１〕。
病后杂谈〔１〕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
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娥。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