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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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6-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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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期。
  〔2〕 《戏》周刊 《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Q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3〕 《闲话扬州》 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4〕 《百家姓》 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
  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5〕 果戈理(aDbD'GRGQc,1809—1852) 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6〕 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7〕 七斤 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8〕 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9〕 杨邨人(1901—1955) 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10〕 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11〕 曾今可(1901—1971) 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
  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12〕 买办意识 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
  倒提》及其附录。
           寄《戏》周刊编者信〔1〕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2〕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像〔3〕,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
  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4〕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
  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
  五期。
  〔2〕《独白》《戏》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刊载的编者的话
  。其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Q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诸下期了。”
  〔3〕 阿Q像 《戏》周刊在发表《阿Q正传》剧本时,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起,同时刊载剧中人物的画像。“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
  的阿Q像,叶灵凤作,见该刊第十二期(十一月四日)。
  〔4〕 陈铁耕 木刻家。参看本卷第49页注〔9〕。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1〕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2〕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
  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
  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
  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
  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3〕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4〕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5〕。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6〕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
  手。〔7〕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
  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8〕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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