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 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１３〕 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１４〕 《未名新集》 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忆刘半农君〔１〕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珲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
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
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 半农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 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 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 答王敬轩的双珲信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 “她”字和“牠”字的创造 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 《何典》 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 “驷不及舌” 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
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 禁称“蜜斯” 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
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
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答曹聚仁先生信〔１〕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