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大学看起来也非常合情合理：我就读于一般高中，在班上的成绩常常介乎五名与十五名之间。班上那年上分数线的只有三人。而我还算超水平发平，弄了个第四。换句话说，在没有考起的人中间，我第一。我弄了个如此倒霉的第一，还遭到了很多人的口舌，说我八成在考场上抄袭了别人的答案，要不然不会考得这么好。整个秋天，我盼星星盼月亮，希望录取分数线最低的郴州商校能录取我，但是没有。
这样我就复读了，成了高四学生。而那一年能够成为高四学生也简直是一种侥幸。教育部（也许是省教委）在那年七月就下文，各大小高中一律不准另办补习班，说是复读生已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占用了普高大量的师资力量，对应届毕业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对国家财力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这个他妈的决定要是早一年该有多好啊，要知道那些年穷乡僻壤的高考上线率，应届生和复读生几乎各占一半。倘若早一年对复读生进行限制，说一定1991年我马马虎虎也就成了一名大学生。）
县教委接到通知后，立刻另想出路，在那年夏天就土掩了教委围墙外一个废弃的水池，等到十月，一幢简陋的补习楼就在水池上面耸立起来了。补习楼有四间教室，理工、文史、生化、地矿各占一个班。自然是庙小僧多，那年十月，招收补习生的消息一发布，从全县涌来的名落孙山者几乎把教委的前坪弄得像个集贸市场。没法子，教委在抬高补习费的同时还划了一道分数线，没上这个线的再多的钱也不要。很多人只能再次尝受名落孙山的滋味。能够挤进去复读的，就成了山中的猴子、蜀中的廖化，居然欣欣然呈趾高气扬状。
我家住山村，得知这个消息已是二十天以后的事了。每天随着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没有任何诗意，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清醒地知道，故乡不宜久留。但我想不出一个逃离的办法，我只能一门子心思想着一了百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活得刚烈而脆弱。那时候眼窝浅，以为只要跨进大学这道门槛，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我努过力，而且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努力，可是我失败了。对于一个再不能按自己意愿生活的人，我感觉活着是一种累赘。繁重的农活已有些生疏，我忍着痛着一声不吭。
在收割最后一垅稻子的时候，母亲从晨雾朦胧的山坳里跑来，一脸喜色是告诉我，教委在招收复读生。我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然后放下镰刀，默默无言地离开了田垅，我走了一段，然后跑起来。
感谢那个倒霉的第一，教委接收了我这个迟来的复读生。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张破课桌，往后门口一放，我就坐下了。
把所有的书本重新打开，让我们来复读。复读！
二、
我坐下来一周后，班上来了个摸底考试，也真是活见鬼，我考了个426分，正是我那年的高考分数。我本来不怎么迷信，但在那两年我特别迷信，我感觉这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这个数字念起来也不怎么吉利，“426”，“是尔乐”？是你乐？而不是我乐？如果明年的快乐又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而且这个分数在班上的排名也是十几位了，事实上按高考的分数我在这个班上应该排名第二，这种落差对我的震动可想而知。也就是说，经历一个暑假，在没有考起的人中间，我又退步了不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韩愈这个老贼说得真准。我还能干什么，跟人玩命呗。如果文雅一点地说，就是“奋起直追”。
我读的是文史类。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前三科由三位退了休的老头教，后一科由一个刚从师专毕业出来的小姑娘教。授课老师都信誓旦旦，说明年不在班上弄出几个本科来决不罢休，又说这次考试的题目跟高考的难易程度差不多。这就是说，班上至少有十位同学已达到了上大学的功力，只是运气不好，才翻身落马的。老师的话才落音，我抬头就发现好几个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在旁顾左右，我立刻一脸冰霜地低下头。我嫉妒了？谁知道。我只是看不惯他们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真见鬼，给点阳光就灿烂。
分数排名出来后，应大多数学生的要求，座位重新排列。方法很简单，也很公平，谁的分数最高，谁就先挑座位，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前十名就都挑在了一二三排中间那些座位，我把课桌背到了第一排的最右边，也就是从后门口挪到了前门口。这个座位的最大好处，就是安静，被他人干扰的机会最少。所以在搬过来的第一天我就用刀在课桌上写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当然这个座位也有最大的坏处，就是黑板反光，大半个黑板一片雪白，看不清几个字。但我不在乎，我认为读文史主要靠自己，老师在黑板前所有吱吱喳喳的版述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等一切稍稍安定后，那场大雪就下来了。好大一场雪，很多天都没融化。晚上冷得睡不着，我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在雪地上乱走，踩得雪吱嘎吱嘎地脆响。天是晴天，幽蓝的天幕上遍布繁星，空气却冷得沁骨。全身冻麻木后，头脑却异常的清醒，也异常的平静。我觉得该走入正轨了，所有懊悔的过去都必须抛在脑后，我得重新开始。我把随身携带的刀子从口袋里掏出来，然后捋起衣袖，露出左手臂，选择那个疤痕累累的地方，我用刀划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隔一会儿，细细密密的血珠子从刀缝冒了出来，其中一颗像花苞般渐渐长大，猛地滚落下来，渗入雪中，像一片飞落的梅花。我蹲下来，发现大地上的雪不是全白，在残月星光之下，雪白的大地朦胧着一层纱般薄的蓝色。人又恍惚起来。
午夜的雪风里，偶尔爆出几粒狗吠，我放下衣袖往回走。我这是一种自己向自己宣誓的仪式，始于高三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那次因成绩突然退到了十五名以后，我怒而拔刀在手臂上刷刷刷就划上了几道。血很快就流出来，待血干后，伤口火辣辣地疼得难受。但这以后，我像着了迷似的，动不动就以此来惩罚自己。譬如说，大白天上课走了神，乱七八糟地想了不该想的事，我就用刀子来惩罚自己。又譬如说，晚上自习，因为分神没做完当天自定的功课，我又用刀子来惩罚自己。到后来，我干脆每两周在左手臂上划几刀，也就是说等上一轮的伤疤刚掉痂时，我就又在旧疤上添上新伤。伤的样式并不都一样，有星形，方形，棱形，有时则是一个字或几个字。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就是取这个谚语的意思，我不让自己的伤疤好，“痛”也就不会忘记。开始那次是因为激愤，我记得成绩掉下来后，班主任在课上当面批抨我，课后我就用刀把自己给划了。后来再划，就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清醒了，过程也当然就越来越痛苦了。所以后来每次忍痛用刀时我就想着父母那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样，我一想起他们，下刀就又狠又快。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他们一把年纪了，送我来读书，而我的书却读得不好，还稍不留神就满脑子胡思乱想。尽管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满脑纷乱的思绪却常常不受意志控制，奈何？我只有让有形的肉体来承受无形思绪的罪过。
其实一来复读，我就没有让自己松懈过。我所说的“走上正轨”，是指从明晚开始，我就得像读高三时那样，从晚上十点加班到十二点，或者再迟些。
三
说了这么多，喜欢猎奇的读者一定不耐烦了。因为文中的女主人公还没露面。既然开始我就交待过，要写成一个情爱故事，女主人公自然是少不了的。可我迟迟不让她出现，是什么道理？
别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女主人公马上就要出场了。
按正规自习时间，每晚十点教室熄灯，但大多数人会在熄灯之后点亮蜡烛加一会儿班，将手头要完成的功课作个了结。所以熄灯之后，很多课桌上就会燃亮一节白蜡，教室里的氛围一下子变得伤感起来，散乱的烛光有点像香港导演徐克布置的坟场，而教室里加班的同学就是守灵人了。且都不怎么作声，一个个神情肃敛地干着自己的事。烛光把我们凝滞的脸部照得很亮，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就都掩隐在重重幽暗之中，稍微风来，烛火摇动，四面墙上的幢幢黑影就剧烈地晃撞起来。我也是出去小解回来，才偶尔觉察到这种伤感的氛围。我想这跟心情有关吧？因为烛火同时也是浪漫的代表，但在当时当地，我只有伤感。
一般过了半小时后，教室里的烛光就只剩零零星星的几点了。空荡荡的教室陡然变得静若止水，任何一点细微的响动，都会像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无限度地扩大，在教室里弄出空空的回音。譬如说一声嗽，一下桌椅的碰撞，都能在教室里撞出回音。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认识女主人公X阳的。因为几乎每晚都是我和她两人最后离开教室。我现在已记不得她究竟姓什么了，我只记得她是一个大姓，张王周李陈赵什么的，但具体是哪个姓，我真的一点都记不得了。这真是奇怪，事情虽然过去了八九年，但记忆却依然恍如昨日，直到现在，她身体上的某些细节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譬如说她左肋边有一颗秀美的痣。可我怎么会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呢？好在这并不影响我叙述，我记得她单名叫阳，我在这篇小说里就叫她阳好了。
阳读应届时是在五中，而我是在二中，所以我们开始并不认识。而一来复读我就没打算多认识人，我之所以选择坐在最前面的角落里，也是没打算要认识这个班上我开始并不认识的人。但阳例外，阳有轻度的神经衰弱，她总是会在教室里的噪音分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歇息底里地大叫一声：“吵死！”她的声音很尖，又带有一种透骨的痛恨，仿佛要把吵闹之人生吞活剥才解恨。所以她一声之后，往往会使自己成为全班同学注目的焦点。我也是在这时候才回头正眼看她的，她戴着金边近视镜，长相并不差，一副甜美的样子，如果不是亲耳所听，谁也猜不出那声凶神恶煞般的吼叫是她发出来的。后来她从教室前门经过时，我还偷眼瞄了一下她的身材。她身材也挺好的，比较丰满，尤其是胸部，发育得很好。我下意识地吞了口唾液，就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了，根本没将她跟自己的以后联系起来。
我估计她也没有打算要认识我，所以在双烛摇曳的教室，两人呆了整整一个冬天，也没说一句话。寒夜里被冻僵的空气静得实在让人压抑，凭了翻书的声音和突然的咳嗽声才将它稍稍冲淡。偶尔我并不看书，只呆呆地望着墙壁上摇曳的烛影入神。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也会在我头脑里载沉载浮：活着还是死去？时流就这样熬至深夜，该回寝室睡觉了。开始我还想在离开教室的时候跟她打声招呼，但看她一副完全忽视我存在的样子，也就忍住没说什么。慢慢我也就觉得这样更好，每天疲惫厌烦至极，谁还有心情多说一句话呢？
要离开教室，离开就是了。有时我走得早些，把桌椅弄得一阵响，就走了。有时她走得早些，也把桌椅弄得一阵响，走了。整个冬天我们的心情都霉透了，霉到就这样连一声招呼也懒得打。不过说实话，毕竟是孤男寡女处在一室。久了，我心里就产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譬如说，每逢她比我早离开教室，我的心一下子就空空落落的，很难再平静下来看书做题了，往往等她走后不久，我也就收书吹烛，回宿舍睡觉了。我不知她是否同我一样？但我并没有心情去探究。
这样就到了1992年春天，雨一直下，下得人心里憋得慌，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屋子不安定的情绪也在逐渐加浓，教室里很难有一刻安静的时候，这使得阳时不时就要诅咒一声，她一副就要崩溃的样子。男生私下里叫她巫婆，女生私下里叫她神经病，大家都不爱搭理她，她也把所有人都当作了干扰她学习的敌人。似乎别人都是来凑热闹的，只有她一个人是来准备考大学的。
那个阴雨天的上午，阳做了一件大事，一件让同学拍手称快的大事。她居然公然在课堂上拍桌而起，用手指着政治老师，要他滚蛋。当时她可能不是用“滚蛋”这个词，但她的意思就是说他教不了就走人。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骇得睁大眼睛，满脸茫然的样子。那一刻，他一定以为时光倒流到“文革”时代了。他失控的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却没有一句话出来。
当政治老师夹着课本气咻咻走出教室时，全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心情一样，都忍他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