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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宣太后说：“韩国的使者来了那么多，只有尚先生的话说得有道理。”于是召尚靳进见。宣太后对尚靳说：“我服侍惠王时，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疲倦不能支撑，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而我却不感觉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就无法解救韩国。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耗费数以千计的银两，难道不能让我得到一点好处吗？”
尚靳回国后把宣太后的话告诉了韩襄王，韩襄王又派张翠出使秦国。张翠假称自己有病，每天只走一个县。张翠到了秦国，甘茂说：“韩国已经很危急了，而先生还抱病前来。”张翠说：“韩国还没有到危急的时刻，只是快要危急了而已。”甘茂说：“秦国堂堂大国，秦王智慧圣明，韩国的危急之事秦国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先生却说韩国并不危急，这样行吗？”张翠说：“韩国一旦危急就转向归顺楚国了，我怎么还敢来秦国？”甘茂说：“先生不要再说了。”。
甘茂进宫对秦昭王说：“公仲以为能够得到秦国的援助，所以才敢抵御楚国。现在雍氏被围攻，而秦军不肯去援救，这就势必要失去韩国。公仲因为得不到秦国的援救而忧郁不上朝，公叔就会趁机让韩国向南去跟楚国讲和。楚国和韩国结为一体，魏国就不敢不听从，这样一来楚国就可以用这三个国家的力量来图谋秦国。这样，它们共同进攻秦国的形势就形成了。我不知坐等别人来进攻有利，还是主动进攻别人有利？”秦昭王说：“不错。”秦军终于从崤山出兵去解救韩国。楚国很快从韩国撤军了。
【评析】
秦国本想在救助韩国前捞到土地等众多好处，但让张翠的巧妙说辞和毫不低三下气的姿态所迷惑，终于无条件的出兵援韩。张翠一改以前使者的急促、积极和低下的姿态，在秦国前面有些怠慢、有些架子，这反而引起了秦国的重视。最关键的，张翠又以要与楚国讲和来试探、胁迫秦国，这一招果然管用，秦国不想丢失昔日的盟友，更不想让盟友跟敌人联合。如此张翠由被动地位很快转化为主动地位，秦国只能以积极的援助行动来拉拢韩国了。
现实人情世故，也大都如此。人性中的利益权衡、自私自利等否定性的东西太多，所以用求情、唤醒对方同情心的手段很难奏效，倒是采取否定的、威胁的、惩罚的方式以重大利益损失来胁迫，倒容易使应该帮你的人就范。化被动为主动，就象年轻人追求异性，一味地追人家，反而让人家轻视你，而不时摆摆高姿态、甚至造成其他异性追你的假象，就会使你追求的对象开始看重你、仰视你。人性复杂，要想成事，必然要懂得如何驾御人心。
齐令周最使郑
【提要】
中国人最讲人情和面子，有伤他人情面与和气的事一般都不好干，但由于公务和生意，我们不得不说一些有伤人情的话，只要我们掌握了方式方法，也不会妨耐多大事。
【原文】
齐令周最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令我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
周最行至郑，公叔大怒。史舍入见曰：“周最故不欲来使，臣窃强之。周最不欲来，以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为公也。”公叔曰：“请闻其说。”对曰：“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来使，彼将礼陈其辞而缓其言，郑王必以齐王为不急，必不许也。今周最不来，他人必来。来使者无交于公，而欲德于韩扰，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则郑王必许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许韩扰。
【译文】
齐国派周最出使韩国，胁迫韩国任命韩扰为相国，罢免公叔。周最为此很苦恼，他说：“公叔和周君的关系很好，派我出使韩国，使韩国废掉公叔而立韩扰为相。俗话说：‘人在家里生气，一定会把怒容在大庭广众之下表露出来。'如果公叔怨恨齐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他一定会和周君绝交从而痛恨于我呀。”史舍劝道：“您就去吧，我会让公叔尊重您的。”
周最来到了韩国，公叔非常愤慨。史舍见公叔说：“周最本来不想出使韩国，是我私下里强迫他来的。周最不想来，是为了您好；我强迫他来，也是为了您好。”公叔说：“请您说说您的理由。”史舍回答道：“齐国一个大夫养了一条很凶猛的狗，不能呵斥，呵斥它就要咬人。有一位客人想试试，先小心地盯住它，轻轻地呵斥，狗没有动；又大声呵斥它，狗竟没有了咬人的意思。周最以前有幸能够侍奉您，这次不得已才出使韩国。他将按照礼节慢慢地陈述齐国的要求，韩王一定以为齐王并不急于这样做，一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如果周最不来，别人一定也会来出使的。来的人和您没什么交情，又想要讨好韩扰，出使肯定会很快，说话的口气一定很急切，那么韩王一定会答应他。”公叔说：“好。”于是就很敬重周最。韩王果然没有让韩扰取代公叔为相。
【评析】
对狗温柔舒缓，再凶猛的狗也不会咬人；对人温柔舒缓，人也就不会有强烈的改变。史舍用“狗事”喻人事，聪明之中带有幽默，让人叹服之后还可玩味。这种类比的说服方法，经常会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
公叔且杀几瑟
【提要】
最高权力不可分享，只能独占。谁能当太子，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如果君王的儿子众多，那实在是国家的灾难，他们为皇位定会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最后胜利的那个王子，必然是能充分利用先王势力、外国势力、其他王子势力进行角逐的谋略家。
【原文】
公叔且杀几瑟也，宋赫为谓公叔曰：“几瑟之能为乱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杀之，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阴事之。秦、楚若无韩，必阴事伯婴。伯婴亦几瑟也。公不如勿杀。伯婴恐，必保于公。韩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辅伯婴以为乱。秦、楚挟几瑟以塞伯婴，伯婴外无秦、楚之权，内无父兄之众，必不能为乱矣。此便于公。”
【译文】
公叔准备杀掉几瑟，宋赫替几瑟对公叔说：“几瑟能发动叛乱，是因为他在国内得到了大王（韩襄王）、公仲的支持，在国外得到了秦、楚两国的援助。现在如果您杀了他，公子咎（韩国太子）没有了后患，一定会轻视您。韩国的大臣们看到韩王年老，如果太子业已确定了，他们一定会在暗中讨好太子。秦、楚两国如果没能依靠几瑟得到韩国，肯定会暗中再去支持伯婴（韩襄王少子）争立太子。这样伯婴又和几瑟一样，是争夺国家大权的对手。您不如不杀几瑟。伯婴受到威胁，必定会请求得到您的保护。韩国的大臣们对几瑟返回韩国不能肯定，因此也就不敢帮助伯婴发动叛乱，秦、楚两国就会帮助几瑟来堵塞伯婴争权的道路。这样，伯婴既得不到秦、楚两国的外援，又得不到韩国大臣们的内应，肯定不能发动骚乱。这对您十分有利。”
【评析】
维持局面要懂得把握均势，使各利益主体互相牵制，而自己能从中渔利。“均势”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它强调国际上对各国家利益权力的分配大体平衡，维持一种既定的秩序与格局。比起相互争战、相互消灭的战争状态而言，维持一种互相和平对抗、竞争的均衡格局，是一种明智之举。之所以明智，是因为由自己来主导和操纵的这种均势中，自己可以花费很少的成本就能谋得巨大的利益。在当今市场环境下的商界人士，也要具有这种大局眼光，在市场各利益团体的均势中牟取自己的利润。
史疾为韩使楚
【提要】
战国时以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论的提出者）为代表的名家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名不正，言不顺”。正名实际上也是正“实”的过程。名与实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名实相符，才能使名成其为名；名实不符，那么这个名就需要更改。正名实际上就是以本源的原则法理，来矫正被扭曲了的现实和时弊的过程。所以正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原文】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此鸟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译文】
史疾为韩国出使楚国，楚王问他：“您在研究什么学问？”史疾说：“我在研究列御寇的学问。”楚王问：“列御寇主张什么？”史疾说：“主张正名。”楚王问：“这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史疾说：“当然可以。”楚王又问：“楚国盗贼很多，用它可以防范盗贼吗？”回答说：“当然可以。”楚王接着问：“怎么用正名来防盗？”
这时，有只喜鹊飞来停在屋顶上，史疾问楚王：“请问你们楚国人把这种鸟叫什么？”楚王说：“叫喜鹊。”史疾又问：“叫它乌鸦行吗？”回答说：“不行。”史疾就说：“现在大王的国家设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等官职，任命官吏时，一定要求他们廉洁奉公，能胜任其职。现在盗贼公然横行却不能加以禁止，就因为各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这就叫做：‘乌鸦不成其为乌鸦，喜鹊不成其为喜鹊啊！’”
【评析】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公司中，名与实，概念与实质，职位与工作，一定要相称；否则名实不符，内政管理就会出现混乱。“在其位要谋其政”，公司中的各个领导要胜任自己工作，董事长当谋划公司董事的利益和发展大方向，总经理当开展经营、拓展业务，各部门经理应各司其职分管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社会上不少公司内部管理污七八糟，董事长天天去联系公关活动、从事政务工作，总经理高高在上不懂业务，各部门经理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样名不正的公司迟早要完蛋。在一个国家中，这种以本源的原则法理，来矫正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正名工作也非常必要。作为人大代表就应该代表人民呼吁权利和正义，否则不成其为人大代表；作为政协委员就应该代表社会上的利益团体与执政者进行协商对话，否则也不成其为政协委员，作为各级法官，也应不循私情、私利，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绳来裁判司法。国家的各级公务员，也要以实际的言行对得起“人民公仆”的名。如果作到名正，那么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清明、民主和进步。
韩傀相韩
【提要】
《战国策》中的侠客也是战国时代的一大特色，与他们相比，今人显得何等的委琐和势利。游侠与谋士们并不冲突，他们同是社会的中间阶层，都不是饱食终日的普通人，他们都是为社会政治理想而奔忙、都以卑微的身份干下惊天动地大事业的改变社会的人物，游侠与谋士、说客一起构成了战国时代靓丽的人格风景。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的我们，当从他们身上学习气节和胆识。
【原文】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