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然而，要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内换信封内装的东西可能性极小。重新拿一个信封把那装有遗嘱的信封换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封是我带去的，那儿不可能有人会有同样的信封。”
他微笑着看大家。
“好了，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我碰到的小小的问题。我希望，我的表达是清楚的，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马普尔小姐突然咯咯地笑个不停，大家都吃了一惊，看来是有什么让她觉得非常好笑的事情。
“怎么了，简姑姑，是什么好笑东西让你乐成那样子，讲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乐一乐。”雷蒙德说。
“我想起了小汤米·西蒙兹，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有时却很讨人喜欢。他是那种满脸稚气，底下却常调皮捣蛋的小鬼。上礼拜在星期日学校上课时他问老师：‘鸡蛋黄是白的还是鸡蛋黄都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 or yolk ofeggs are white？）（小汤米是想知道这个句子中动词是该用单数还是复数。——译注。）德斯顿小姐解释说：‘一堆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are white。）动词用复数；鸡蛋的蛋黄是白的，（yolk of eggs is white．）动词用单数。’那调皮的小汤米说：‘好吧，可我必须说鸡蛋的蛋黄是黄的（I should say yolk of egg is yellow．）。’真是个捣蛋鬼！当然，这是老文字游戏了，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游戏。”
“确实很好玩，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说，“可这与帕特里克给我们讲的问题没什么联系。”
“噢，不，有联系的。”马普尔小姐说，“这里面有个圈套，帕特里克先生的故事里也有个圈套。律师们都爱设圈套，对吧？我亲爱的老朋友。”她不赞成地向律师摇了摇头。
“我怀疑你是否真的知道答案。”律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亮。
马普尔小姐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折好转过去给他。
帕特里克打开纸条，瞟了一眼上面写的字，很欣赏地看着马普尔小姐。
“亲爱的朋友，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我小时候就知道这种游戏，”马普尔小姐说，“而且还经常玩。”
“我有些迷惑了，”亨利爵士说，“帕特里克先生肯定耍了什么法律花招。”
“绝对没有，”帕特里克先生说，“这是一个一点儿弯都没绕的问题。你们别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马普尔小姐所说的文字游戏上，她有她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我们早该接近事实真相的。”雷蒙德·韦斯特说，有些恼火。“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有五个人接触过那信封。斯普拉格夫妇可能与此事有染。但虽然他们没理由那么干。那么就只剩下三个人了。一想那些变戏法的人是怎样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把东西变走的精湛技艺，我就觉得是乔治·克洛德在把衣服拿到房间另一头的过程中，把遗嘱从信封中取出来换掉了。”
“我认为是那女孩干的。”乔伊斯说，“我猜，那女管家跑去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她找来一只蓝信封，暗中进行了对调。”
亨利爵士摇摇头。“你们两位的意见我都不赞同，”他慢吞吞地说，“你们所说的那种方法只有魔术师才做得出来，而且是在舞台上或者在小说里，在真正的生活中未必可行，特别是在像帕特里克先生这样的人的眼皮底下。我倒有个想法，只是个想法而已。我们都知道朗曼教授曾经到过那所大房子，而且话说得很少。有理由推测，斯普拉格夫妇对他访问的结果十分不安，如果西蒙·克洛德没把他们视作知己，没把访问的结果透露给他们，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帕特里克先生的到来。他们相信克罗特已立了一份对尤蕾蒂斯·斯普拉格有利的遗嘱，朗曼教授可能会在西蒙·克洛德前面揭露他们。因而，老头要立份新的遗嘱，把她淘汰出局。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像律师你说过的那样，菲利普用亲情说服了克洛德，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斯普拉格有偷换遗嘱的动机，她确实也这样做了。然而帕特里克进来得不是时候，她来不及看遗嘱和内容，就把它扔进火里烧了。以防万一律师会重新找到它。”
乔伊斯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看都没看，她是不会把它付之一炬的。”
“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亨利爵士也承认，“我猜……嗯……帕特里克先生总不会亲自替天行道吧？”
这只是个玩笑，但这位身材瘦小的律师腾地站了起来，要捍卫他的尊严。
“太离谱了。”他厉声说道。
“彭德博士有什么高见吗？”亨利爵士问。
“我没什么特别好的想法。我认为偷换遗嘱的人不是斯普拉格太太就是其丈夫。可能是基于亨利爵士刚才说的那种动机吧。如果在帕特里克离开前她没机会看到那份遗嘱的话，那她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又想看遗嘱，又不能让人知道她想偷看遗嘱。于是干脆把遗嘱从信封中抽出来，塞进去一张白纸。看完遗嘱后，确信对自己有利，就把遗嘱混在克洛德的文件中，保证克洛德死后有人能找到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找到那份遗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埃玛·冈特偶然发现了那份遗嘱，出于对主人的忠心，她把它毁掉了。”
“我认为彭德博士的推断最好，对吧，帕特里克先生？”乔伊斯说。
律师摇了摇头。
“现在我来把故事讲完，发现信封里是一张白纸，我傻眼了。和你们一样，我也不知所措。我想我是永远也找不到真相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事确实做得很漂亮。
“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与菲利普一起吃饭，在饭后的交谈中，他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帕特里克，但你要保密。’
“‘当然。’我答道。
“‘我的一个朋友，可以从他的一位亲戚那儿继承一笔遗产，不幸的是，他发现他的这位亲戚想把遗产给一完全不相干的人。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种也许是不太道德的手段。那朋友家里有一位女管家，她坚决站在我把它称之为‘合法’的这一边。我朋友给她作了简单的指示，随后给了她一枝装满墨水的笔，要她把这枝笔放在主人房间里书桌的一个抽屉里，但不是通常放笔的那个抽屉。如果主人唤她去充当签署遗嘱的证人，并要她拿笔的话，就把这枝笔给他，这笔在外形上跟主人的那枝毫无二致。她所要做的就是这些。我朋友无须作更多的解释，她是一个忠顺的管家。她一点不差地完成了年轻人的吩咐。’
“他打住话头，并说道：
“‘希望没有使你感到厌烦，帕特里克。’
“‘哪儿的话，’我说，‘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的眼光碰到了一起。
“‘当然了，你是不认识我的这位朋友的。’他说。
“‘完全不认识。’我答道。
“‘这就好。’菲利普·加罗德说。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你明白了吗？那枝笔里装的是隐形墨水，在淀粉里加几滴碘，就形成了一种深蓝色的液体，写在纸上的字迹，过四五天就会消隐。’”
马普尔小姐哈哈地笑着。
“会消失的墨水，”她说，“我见过，孩提时我就经常玩这种墨水。”
她对着四周的几位笑着，停下手里的活，用一个指头再次指着帕特里克说：
“到底还是个圈套，帕特里克，你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律师。”
第六章 圣彼得的拇指印
“现在，简姑姑，轮到你了。”雷蒙德·韦斯特说。
“是的，简姑姑，我们都在恭候你给我们讲点儿真正有味道的东西。”乔伊斯·雷蒙皮埃尔附和道。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笑话我，你们之所以那么想，想必是以为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小镇，不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吧。”马普尔小姐心平气和地说。
“如果我认为乡村的生活风平浪静的话连上帝也不会答应的。更何况你以你的经历推断出了那么多疑案的谜底。与圣玛丽米德比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似乎都是宁静的、和平的所在。”
“确实如此，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无论在哪儿，人的本性是相同的。当然了，生活在乡村里，更能近距离地观察人性。”
“你确实与众不同，简姑姑，”乔伊斯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叫你简姑姑吧？”她接着补充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这么叫你。”
“是吗？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
她抬起头来看着乔伊斯，目光里带着探问，只那么一小会儿的功夫，那姑娘的两颊就飞起一片红晕。雷蒙德·韦斯特有些坐不住了，很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
马普尔小姐看着他俩，微笑又重新泛上嘴角，随着又埋头去织她的东西。
“我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这是事实，但我有解决一些小问题的经验，有些问题确实也很费脑筋，不过没必要讲给你们听，因为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不会有兴趣的。比如像谁把琼斯太太的网袋割破了，为什么西蒙斯太太的新皮大衣只穿过一次啦，等等。对于刚开始研习人性这一课的学生来说可能有趣，对你们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得很清楚，是关于我可怜的侄女梅布尔的丈夫的，这件事你们也许会有点兴趣。”
“大约是十年甚或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庆幸的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且有了圆满的结局。人人都把它忘记了。人类的记忆有时是那样的短暂，我想，这也许是件好事。”
马普尔小姐停了下来，自言自语道：
“我得数数这一排，这一排里的减针有点麻烦。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然后是三针反针，这下对了。我说到哪儿啦？噢，关于可怜的梅布尔。
“梅布尔是我侄女，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正的好女孩，但有点傻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觉得心烦，她就会夸大其辞。二十二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叫登曼的先生。很难说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曾希望这桩婚姻不会节外生枝。因为登曼先生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他是不会有耐性去忍受梅布尔的那小小的怪癖的。我还了解到登曼家有精神病史。然而，那时的女孩子与现在的女孩子一样地固执，而且将来的女孩们也不会逊色的。梅布尔还是嫁给了登曼先生。
“婚后，我很少见到她，她大概到这儿住过一两次，他们好几次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去住，但实际上，我不喜欢住在外人家里，就找了些借口推辞了。当登曼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他们结婚已有十个年头。他们没有孩子，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梅布尔。我给梅布尔写了封信。告诉她如果她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过去。她给我回了一封很理智的信，大意是说她没被悲痛所压倒。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我知道他们合不来已有一段时间了，可三个月之后，梅布尔给我寄来了一封很神经质的信，求我到她那儿去，还说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于是，”马普尔小姐继续说，“我给了克拉拉工钱，把她送上船，把家里的盘子、查尔斯王子的酒杯等值钱的东西送到银行去保管。之后，我立即动身。到那儿之后，我发现梅布尔非常紧张。那座房子叫藤蔓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装修得很舒适。家里有一个厨子，一个客厅女佣，还有一个护士负责照顾梅布尔丈夫的父亲老登曼先生。老先生很安静，举止得体，但显然有些古怪，属于人们称之为‘脑子有毛病’的类型。我前面说过，他们家族中有精神病史。
“看到梅布尔的变化，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她极度紧张，浑身都在发抖。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让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只好绕道而行。多数人在碰到这种情况时都采用此法。我向她提起她的一些朋友，在给我的信中，她经常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例如加拉赫夫妇。让我不解的是，她说她近来根本没见过他们。我还提到一些其他人的名字，结果都一样，我告诉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朋友们疏远有多傻……之后，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他们把我与外界隔离了起来。这地方现在没人跟我说话，当我在汉高街上走的时候，他们都绕道而行避开我，以免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是一个麻风病人似的。太糟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把房子卖掉，远走他乡。我为什么要这样被逐出家门？我什么也没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