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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去办事了。”路波说，“这位郭颖的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公司来，你陪他去酒楼吃午饭，餐费拿回公司报销。另外，广告文案你修改得怎么样了？”
谢晓婷便递上一个文件夹，路波翻开后看了看说：“这里不是有个作家吗？你就别撑了，餐后向这位郭颖的朋友请教请教吧。”
后来，谢晓婷对我说路波可会利用人了。“但是，你帮我把这些广告词写精彩了，我还是感谢你的。”谢晓婷说，“我搞了几次都通不过，她差点要解雇我了。”
“有这样严重吗？”我说，“不管怎样你们还是老同学嘛。”
“她恨我。”谢晓婷平静地说。
午休时的办公室寂静无声，谢晓婷的这句话却使我大受震动。她一边收拾好我替她改过的广告文案，一边说：“我们去用餐吧，我不想说她了。”
我说：“我们不用去酒楼了，呆会儿叫餐馆送点盒饭来就行。我想听听，路波为什么会恨你呢。”
“其实你可能知道的。”她说，“郭颖不是给你讲过很多学校的事情吗？”
我说我知道一些，包括高瑜和她以及路波所发生的一些复杂关系，但不至于让路波恨她呀。
“与高瑜无关。”谢晓婷说，“这些事都是在校外发生的。郭颖可能给你讲过，我在学校时便参加过一个全城的模特大赛，进入了前十名，因此，很多企业找我做形象代表或者参加一些礼仪活动。从大二暑假开始，路波便让我带她一起去参加一些企业老总们的聚会。当时，由于我们两人和高瑜关系复杂，因而我们在这共同的秘密中显得像姐妹一样亲密。当然，我们很快都抛弃了高瑜，因为在企业老总们的聚会中我们分别遇上了追求者，这都是一些很有魅力的人。只是，我与路波不同的是，我的第一个追求者便很专一，发誓要娶我。大学毕业两年后我便嫁给了他。他是一家化工厂的总经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路波对此羡慕得要死，因为喜欢她的人跟她在一起最长不过三个月时间，最短的只有一个晚上，和她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就冷淡她了，她只是得到了一些钱而已。路波对这些男人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将她当做妓女了。后来，她便认命了，做了一个香港老板的情妇，现在这家公司就是那个老板替她办的。每两个月，那个香港老板会来这里住上几天。”
“即使这样，路波也没理由恨你呀。”我说。
“是有点莫名其妙。”谢晓婷说，“以前她常到我家来玩，看到我家的别墅和对我很好的先生，她会说很多赞赏的话，但当时我就感到这些话中有些酸溜溜的东西。后来我到她这里来工作，才知道她心里很恨我的。不为什么，就因为我曾经比她生活得好。所以，她现在终于有机会报复了，在工作上训斥我，用各种方法折磨我，同时，还要显得很友好的样子，说她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照顾我来工作的。”
谢晓婷说着说着便眼圈发红，最后伏在办公桌上哭起来。她的肩膀痛苦地抽搐着，弄得我一时手足无措。
我预感到谢晓婷的生活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
（8）
深夜的精神病院，吴医生和董枫已经开始上夜班了。张江在走廊的某条长椅上坐着，等董枫忙完查房之类的事后好陪伴她。或者，他们还将在半夜去黑屋子察看，以便解开曾让董枫恐惧的人影之谜。而吴医生呢，不论去不去夏宇的病房，他和这个病人之间的神秘关联还将纠缠下去。
我躺在小屋里的床上抽烟。和路波、谢晓婷偶然相遇后，若干和我面临的悬疑相干或不相干的人生秘密使我震惊。我甚至一时没有勇气到值班室去见吴医生、董枫和张江，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他们讲我已经知道了很多。
夜很静，偶尔有精神病人的叫声传来，这都是一些在人生战场上被击溃了的灵魂。当然，他们生命的基因组合中有薄弱环节，使他们在某些打击下显得不堪一击。
我深吸了一口烟，又吐出，看着烟圈在小屋的空中打转。我看见了高墙和监狱的铁门，谢晓婷蜷缩在铁窗中，周围挤着不少女犯，她们分别是吸毒者、卖淫者，以及或杀人或诈骗的嫌犯。作为制造和贩卖毒品的嫌疑人，谢晓婷经历了她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幕。当然，她被释放了，一切都是她丈夫干的，这个化工厂的头儿干这些事时都瞒着他的妻子，谢晓婷是清白的。
然而，家没有了，别墅没有了，所有的财产也没有了。谢晓婷带着五岁的儿子还得生活下去。她的基因组合没出问题，她神志清醒地找到了路波，路波给了她生存的机会。
我吸烟。小屋里的烟圈升起、扩大、消散，又有新的烟圈升上去。我看见路波坐在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腿上嬉戏，这是她的公司，她的办公室，她的王国。而室内，谢晓婷正在打扫着卫生，她知道路波故意要让她看见这些。而办公室里的一道门后，还藏着一间卧室，这是路波报复男人的地方，就像当初那些男人将她像妓女似的对待一样，她如今走马灯似的将这些刚刚懂事的男人招来又挥去。并且，这一切都在谢晓婷身边发生，她让谢晓婷能听见从门缝里传出的声音，于是，她得到了双重的满足。
外面的走廊上响起一阵脚步声，值夜班的医生护士正在忙碌。我不知道董枫如果知道这个秘密会怎么样。张江，这个深爱着她的男孩、二十岁的大学生，她刚刚突破了比他大六岁的难题而认为爱情没有年龄的界限，如果她知道了张江打工的真相，天哪，那将是怎样的打击。张江在路波的办公室里工作了一个月，这又将带给他怎样的价值评判和人生困惑呢？
当然，更让我震惊的还是吴医生了。这个改名叫吴畏的医生，正是卓然的同学加恋人——吴晓舟。谢晓婷说，知道他在精神病院当医生，几年前开同学会时还见过一次，但他没说他已改名的事。还是一个去过他医院的同学说他已改名叫吴畏，当时大家还和他开玩笑，说是不是在精神病院工作很害怕，才改这样的名字给自己壮胆。他当时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至于新来的病人夏宇，谢晓婷和路波一样，表示绝不认识。为什么这个病人收到的冥钱上写着卓然的名字，让人无法解释。但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与吴医生有关，因为在卓然死去十四年后谁还会提到她呢？在几年前的同学会上，大家惋惜地说到卓然时，吴医生还禁不住掉了泪。大家认为他至今未结婚，据他说也没有女朋友，这都是因为他还沉浸在对卓然的思念里。
并且，我在他的那本书中看见的女孩的照片正是卓然。谢晓婷找出的一张全班同学的合影证实了这一点。丹凤眼、瓜子脸型的卓然站在第一排左侧第二个位置，与我在吴医生书中看见的照片一模一样。难怪我当初怀疑这张照片是死在黑屋子里的女病人单玲时，董枫会肯定地认为不是，因为单玲的脸型是圆的，相同的只是她们都是丹凤眼。
现在我推测，吴医生对女病人单玲超乎寻常的照顾，也许仅仅是由于单玲的眼睛唤起了他对卓然的思念。人生死相隔以后，在滚滚红尘中突然看见一双自己熟悉的眼睛，那种惊喜和痛苦、追忆和迷幻，足以让一个人对这双眼睛久久流连。
我掐灭了烟头，从床上跳起来，在门后取下白大褂穿上。现在已是夜里12点15分，我要去夏宇的病房看看。
那天晚上，我和董枫打电话叫医院来车将跑回家的夏宇接回医院时，吴医生就对我和董枫居然会找到夏宇家里去感到十分惊奇。他不知道我已经听见了他在半夜时对夏宇所作的精神折磨和死亡暗示。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肯定与卓然有关。
据说，精神病人大多是间歇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精神迷乱中也有清醒的瞬间。我得试试运气，如果某夜能从夏宇的口里听见什么真相，那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已死去的病人严永桥都是毕业于建工学院，虽然后来他们一个搞房地产，一个搞桥梁建筑，但曾是同学，也许他能揭示出严永桥何以变成幽灵。只有让这一切水落石出，我才能回到家安心写作，而不必一听见楼梯响就担心有什么身份难辨的不速之客了。
这次，我没到值班室去叫董枫和我一起去病区，因为我想如果她正和张江在一起，我不知该怎样讲我去见路波的情况。我确实想不好该不该对董枫讲。
我独自进入了夜半的病区。由于各种秘密逐渐显露，这次我走在暗黑中觉得不怎么害怕。我顺着暗黑的走廊往前走，拐了一个弯，前面就是夏宇的病房了。
我停下来，听了听前面，漆黑中没有任何动静，看来，各个病房的病人都睡着了，我知道这些病人睡前都服过镇静之类的药物。
我推开夏宇的病房门，除了“吱”的一声门响外，里面毫无声息。我按亮了电灯，看见了病床上躺着的夏宇，他双眼紧闭，呼吸沉重。我突然联想到曾经睡在这里的严永桥，在以前的夜半，严永桥也是这么一副痛苦的睡相么？
突然，我听见了隐隐的脚步声。我走出病房，站在暗黑的走廊上张望，远处隐隐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那人影逐渐变大，我感觉到他上身笔挺，双手插在衣袋里，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的背上感到有风似的阵阵发凉。
（9）
一般说来，让人在黑夜产生恐惧的东西，往往是影子、声音、气味等不合常规又难以捉摸的现象。但根据我的体验，一个你认识的人，由于深藏着某种秘密而他对你又有所戒备，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由此产生的恐惧同样令人震撼。
那天半夜，当病区走廊上一个白色的人影越来越近时，我的恐惧由于看清了来人的面孔而更加强烈。我第一次发现他走路时上身几乎不动，双手插在白大褂的衣袋里，夏宇病房里斜射出来的灯光映得他的脸半明半暗，这使他整个人仿佛一半真实而另一半陷在难以捉摸的暗黑中。
“你在这里？”他用低沉的声音明知故问。
我说我睡不着觉，来这里看看。我总觉得严永桥住过的这间病房还会出什么事。吴医生，你认为会吗？我采取了以守为攻的姿态。
吴医生鼻子里哼了一声，便一侧身走进了病房，屋里的灯光把他照得异常真实，仿佛与刚才在暗黑中出现的人影是两个人似的。我跟了进去。看着夏宇直挺挺的身子和痛苦的表情，吴医生又哼了一声说：“这人死不了的，你别对他太操心了。”很明显，吴医生对我深更半夜到这里来非常不满。
然而，他在这种时候来这里干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我偶然在场，我想他会像上次我偷看见的那样，用细绳捆住夏宇的手脚，然后叫醒他，对他反反复复讲一些刺激神经的话。
我说：“这个病人和严永桥在十多年前同读过建工学院，我想严永桥如果真有幽灵还会在这间病房出现的。”
我巧妙地转变了话题，以此表示我只是想破解严永桥死后再现之谜。其实我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死于高速路上的严永桥不可能再生，那么，要揭示那个酷似严永桥在夜里拎着黑雨伞乱窜的人是谁，也许从夏宇这里能找到解密的钥匙。其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夏宇收到的冥钱上写着卓然的名字，而此刻，站在他病床前的这位医生，正是卓然的同学和恋人。吴晓舟，我忍不住要叫出声来。
“怎么，你在想什么？”吴医生盯了我一眼问道。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是来看龙大兴的，这人怕活不过今夜了。”
我吃了一惊，我想起了那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满脸胡茬，常常念叨着“文革”时期的痴语。他就住在夏宇的隔壁病房，怎么会要死了呢？
我跟着吴医生进了龙大兴的病房，室内开着灯，刚才由于门关得很死，我竟没注意到。一条皮管一头插在龙大兴的咽喉处，另一头连着一台“吧嗒吧嗒”作响的机器。
“他的气管已经切开了，”吴医生对我说，“靠自动呼吸器可以维持四至六个小时的生命。内科医生都来会过诊抢救过了，心脏病突发，没法挽救了。”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自杀性的伤害或并发其他疾病，精神病患者离死神其实是很远的。可怜的龙大兴突然之间便要沉入黑暗的深渊，同时带走他自身生命的若干秘密，我想他在“文革”中会有一些使心灵重负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他在间歇性精神分裂中度过了后来的岁月，当然，这一切都用不着探究了，它将随着一个生命的流逝而永远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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