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成立的南京广播合唱团。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他的当指挥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48年，人民革命的滚滚浪潮，席卷着整个中国。
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遇上了一队正在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学生。
开始，他只是站在路边看，突然游行队伍中有人叫他的名字：“杨鸿年，快来吧！”
他一看，原来是一个他所尊敬的高中同学。他毫不犹豫地奔进游行队伍，成了这浩
浩巨流中的一滴水。军警的马队来了，水龙、棍棒、马蹄，在学生的队伍中呼啸飞
舞，马路上洒下了学生们的青春热血……队伍被冲散了，他和那个高中同学躲进了
一个偏僻的小巷。分手时，那同学对他说：“你不是喜欢音乐吗，今天晚上，你来
参加中央大学的营火晚会吧。你会听到一些新鲜的歌。”
篝火，熊熊地燃烧。这是南京一些进步学生的秘密集会。在火光中，他听到了
一支支全新的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学生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唱《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延安颂》，唱《国际歌》……有一个女学生，用清脆甜
润的嗓门，唱了一首名叫《别处哪儿有》的歌，那清新活泼的旋律，把他带进了一
个生机勃勃的欢乐的境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他觉得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也
放开嗓子唱着，让自己的歌声汇入那滚滚洪流……唱着这些歌，14岁的他成了学生
运动的积极分子。
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他被学校赶出来了。他的姐姐要投奔解放区，他多么想一
起去啊。可姐姐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肯带着他。怕他缠住不放，姐姐是悄悄离家
出走的，南京再也无法待下去，他告别父母，告别包老师，只身一人流浪到上海，
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沪江大学进修生。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极了。
离开家庭和亲人，他能忍受，离开音乐，他怎么也受不了，整天整天，总是失魂落
魄一般。距学校不远，是一些富豪的人家。那里有钢琴，到那里去走走吧，隔墙听
听琴声，也是一种安慰。可没多久，他被弹钢琴的主人发现了，那人连踢带骂将他
赶跑……
以后，他再也不愿走近这条路。经过这里，便绕道而行。
然而弹钢琴的欲望却是无法驱除的，这欲望像火一样燎烤着他。终于有了办法
——凭着心灵手巧，他很快学会了修钢琴。于是，在上海的一些学校和有钢琴的人
家，便常常有一个瘦小的少年人登门修琴。他和其他修琴师傅不同，手脚利索，校
音速度极快，而索取的报酬甚低，整治完毕后，试弹的时间却特别长。他的娴熟的
指法和在琴声中怡然陶醉的神情，常常使钢琴的主人们暗暗吃惊：这修琴的小师傅，
居然还很有些音乐细胞！
他的顽强好学的精神，感动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负责乐务的一位老先生，老
先生把他带到乐团的排练场，免费让他观看排练。他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看着
那位第一小提琴手站起来，拍着手让大家安静，然后举起弓，轻轻地擦动D弦和A弦，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竖琴、长笛、黑管、巴松……全体乐器紧随着响了，整
个大厅漾开一片柔和的声音，像一大群人同声发出优雅的叹息……当然，最使他感
兴趣的，是乐队的指挥。指挥来了，他走到乐队前面，举起了小小的指挥棒……这
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乐队指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同一首乐
曲，在不同指挥的处理下，可以演奏出风格、特点不同的音乐来，这取决于指挥本
人对作品的理解和艺术修养。在那位老先生的帮助下，他查对了乐队各类乐器的分
谱。原来，每个指挥在排练过程中，都要根据自己对乐曲的解释，对各种乐器的演
奏法提出不同的相应要求。他真想登上指挥台试一试……
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他又赶回到南京，新的生活，向他
展开了热情的怀抱。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合唱团——南京广播合唱团，合唱团没有指
挥，经过包恩珠和其他了解他的人推荐，这个16岁的少年人，走上了指挥台！
当他刚刚出现在几十位歌手面前时，大家都有些疑惑：这个小家伙，竟要指挥
我们这些成年人？他行吗？他站在指挥台上，几十双惊奇的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他，
当目光落在他脚上的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抑制不住的轻轻的笑声——这位小指挥，
脚上穿的竟是两只不同的破皮鞋，一只黑，一只黄，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不过
大家很快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的音乐素养，他的激情洋溢的指挥，使他赢得了这
群成年歌手的尊敬。崭新的生活为他铺展开灿烂的前景，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每
天，除了去合唱团指挥排练，他还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派出所帮助工作。派出所里有
一位名叫王基库的年轻军代表，比他大不了几岁。在解放南京的战役中，王基庠是
第一批冲进总统府的战士。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军代表，竟也是一位痴心的音乐爱
好者，两个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不久，王基庠要随部队进
军大西南了，临别时，两个人依依不舍。王基庠从背包里拿出一包东西，郑重地送
到他手中：“这是在解放南京时，我从一个国民党将军家中找到的一本乐谱，因为
喜欢音乐，我违反纪律，偷偷地藏下来了。我藏着也没有什么用处，留给你作个纪
念吧。”
乐谱的扉页上，密密麻麻地题了许多字：
“……我也曾经梦想当个音乐家，革命和战争使我作了身不由己的选择，但我
仍然会一辈子热爱音乐！……我羡慕你，你赶上了好时代……人民的音乐，已在渐
渐长大。未来是属于你的！为了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你要发奋，你要努力，决不能
半途而废！但愿在若干年后，我还能以听众的身份出现在你指挥的音乐会上。预祝
你成功！”
挥挥手，大声地喊一声“再见”，他们笑着分手了。但，年轻的军代表却再也
没有回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留下的那本乐谱和那段题词，成了他最珍贵的纪念品。这纪念品，将代表
着一颗晶莹透明的心，代表着一双衷心期望着他的眼睛，终身伴随着他。
一个高尚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他把纸在桌子上铺开，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一行字：
“申请减薪报告”。
这是1956年底，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教师宿舍里他很郑重很诚恳地伏案写着
这份申请报告。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的数以亿计的申请报告中，这是很特别的与
众不同的一份。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在字里行间跳动……
1951年，他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成了新中国最早的音乐系大学生之一。
离开南京时，包恩珠赶来送他。这位把他引上音乐之路的善良的女钢琴家，眼里含
着欣慰的泪水，她无法为自己的学生办到的事情，在新社会中办到了！
在大学里，他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简朴是出了名的。星期天，其他同学有的回
家，有的去看电影逛公园，而他却把自己关进了琴房。几个馒头、一瓶开水，就是
一天的食粮。他在琴房里练琴、作曲、分析作品，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才就学两
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了。那一年他才19岁。也就在十九岁那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顽强的毅力，向音乐的几乎所有领域奋进着。当然，他还是念念不忘钻研
他的指挥。1955年，组织上让他到上海乐团向民主德国指挥专家希兹曼学习指挥。
希兹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指挥家，他严谨，也有些矜持。当这位20岁刚刚出头的中
国青年出现在他面前时，希兹曼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黑黑瘦瘦的脸，乱蓬蓬的
头发，皱巴巴的衣服，实在没有多少艺术家的气质。可一开始授课，希兹曼那蓝色
的眼睛里便闪出了惊喜的光芒。没想到，这位看上去像农民似的中国青年，还真是
块指挥的好材料，无论什么复杂的问题，他总是一点即明。他对那些西方古典乐曲
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使希兹曼又惊讶又钦佩。骄傲的日耳曼音乐家放下架子，毫不
保留地指导着这位聪明好学的中国青年。
1956年，作为北京艺术师院的筹备委员，他来到了首都。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
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事业的重任。他担任了北京艺术师院作曲理论系的领导工作。那
一年评定工资的时候，鉴于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资比同时工作的同事们高了一级。
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多拿一点报酬呢？我还是一个共产党
员呢！——他惶惑不安了。在发工资前，他找到了院领导，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
当拿着和同事们相同的工资，他才心安理得了。年底，组织上决定让他带薪学习，
去上海音乐学院再深造两年，那里，有苏联音乐家阿尔扎玛诺夫等外国专家在讲学。
他要到上海带薪学习的事情让母亲知道了，母亲非常惊奇：“读书还要拿工资？
这样的好事情可没听说过！鸿年啊，共产党对你恩重如山，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呀！”
母亲的心思和儿子想到一起了，他也正为这事情在烦恼呢。听母亲这么一说，
他马上向组织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两年学习期间不拿工资，申请助学金。
报告摊在领导的桌子上。对这位青年人的请求，大家都很感动。这是共产党人
的品格，是新中国青年的胸怀。但事情有点难办——带薪学习的不止他一个人，如
果他不拿薪水，其他人怎么办？结果，他的申请被婉言否定了。
他锲而不舍。他羞于“不劳而获”。既然不拿薪水不行，再降几级工资总可以
吧？他又一次把纸在桌子上铺开，写了一份新的减薪申请。他激动地写着：
“……党和政府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把我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人民的音
乐工作者，再带薪学习，我实在于心不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国家分担困难。在学习期间，我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
只要有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足够了。恳请领导再将我的工资降低几级……”
他那高尚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再拒绝他，会使一颗纯真的心陷于深深的苦恼
和不安之中。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又降了他一级工资。
他这才稍稍安心了。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他的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可
他的动机是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捞什么资本，
一句话，只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其实，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这两年中，他也并非“不劳而获”，除了作为一个
进修生学习作曲理论和指挥，他还兼课，给大学生们上外国音乐史和西欧音乐欣赏
课。
1958年，进修结业了，他又回到了北京艺术师院。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乐队和
合唱团，他无法从事他心爱的指挥专业，他毫无怨言地一头扑进了音乐教学之中。
只要能力中国的音乐事业出力，干什么他都甘心，他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深知，新中国的音乐要发展，只有一个两个音乐家是不行
的，得有成千上万个才行！
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
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
他在大雪纷飞的山中吃力地走着。这里没有动人的音乐，没有可供他指挥的乐
队，只有呼啸的寒风和漫天飘舞的雪花。他的脚印，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画出一条
歪歪曲曲的痕迹。他惘然地在雪中走着，那随狂风飞旋舞动的雪花，仿佛化成了无
数问号，在他眼前，在他周围，在他心里旋转、旋转……
第一个问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似乎就在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回来不久。那
时，他只知道拼着命工作，除了辅导学生们合唱之外，他还教作曲、钢琴、和声、
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前前后后，他一共兼教十几门课！谁也无法否认，他是
个博学多专、尽心尽力的好教师。然而他隐隐约约地发现，常常有一些不友好的目
光从周围向他射来——怀疑、戒备、警惕……他说不清楚，反正有些异样。需要他
开新课时，一些领导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打着哈哈招呼他：“哈，年轻的老教
师”，“嚯，后生可畏”，“嘿嘿，能者多劳嘛”……可平时碰到他时，他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