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贝聿铭原来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水，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败。于是，贝聿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以减轻周围车辆的噪音。
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国银行大楼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200名来宾戴着塑料头盔，乘着缠满铁丝的施工用电梯，来到70层高楼的顶部。那里，粗糙的水泥地板上已放好一根刻有100名工人名字的柱子，富有喜庆色彩的金黄色螺栓把柱子牢牢固定。当人们用缠有红带的铲子掀起一铲铲具有象征意义的水泥时，无数只彩色气球放了出去。他们喝了一桶清酒，点了香，吃烤乳猪。大家大开诺尔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的玩笑：在这么高的位置看下去，汇丰银行大厦就像底下一座玩具城里的装饰品一样毫无气势。
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8”和粤语中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有些香港居民认为1988年8月8日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然而，即使贝聿铭他们对中国传统如此礼让三分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建筑师和客户所不屑一顾的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了新闻界：贝聿铭可以充满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带有三角形尖刃的寒光四射的尖刀。
据说，大楼有些尖角是直指总督府邸的，报纸刊登这些报道后不久，贝聿铭夫妇在从巴黎飞往香港的航班上碰巧遇到了总督卫奕信及其夫人。总督夫妇邀请贝聿铭夫妇第二天去总督府做客。在坐下来吃午饭前，主人夫妇给贝聿铭他们看花园里新增的滑稽内容。卫奕信后来解释说：“由于在许多人眼里，总督府代表香港政府，我们在那个尖角和总督府中心位置之间的直线上种了两棵柳树，算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柳树的形状柔和、圆润，对大楼刀一般的尖利角度起了缓冲作用。就这样，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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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35
Title ：绿环
Author ：蔡平
Issue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7。4。1
Nation ：
Translator ：
孩子们把饺子省下来喂小鸟
两年前，中央电台记者汪永晨到江苏省睢宁县大余小学采访，在那里，她首先听到几个故事。
有个村民在桥头捡到一只濒死的天鹅，带到大余小学想换50元钱。当时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校长二话没说，回家背上一口袋粮食到街上卖了，把钱交到这个村民手里。
以后的十几天，校长和他的学生精心侍弄这只天鹅，他们一次次放飞，天鹅一次次掉下来，最后，天鹅还是死了。他们把天鹅解剖后发现，在天鹅的身体里，竟埋着6颗铅弹！
校长带着学生把天鹅做成标本，孩子们悲痛地把天鹅扛在肩上，在村里走，在乡里走，在县城走，向人们哭诉：天鹅是人类的朋友，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要再射杀它们！
孩子们的声音震撼着父老乡亲的心。
一支捕鸟队来到这里，他们没想到大余的鸟会这样多，一网下来，竟捉到123只，他们高兴坏了。一个孩子上前阻止，没人理他，他就叫来上二年级的哥哥，哥哥冲上去抢捕鸟队的网，力气太小，没有成功，他们又叫来一个五年级的学生……
捕鸟队的大人们不高兴了：“你们这些孩子太没有纪律性，我们捕鸟队在全国那么多人，有3个冷库，我们抓这些鸟是要卖到国外，给国家赚大钱的。”
孩子们一看自己无力阻止，就立即给国家环保局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出一封特快“鸡毛信”，“鸡毛信”转到县长手里，县长出面阻止了捕鸟队的行动。
汪永晨不平地说：“人都说，富裕之后的人才会想到环境，可大余小学的穷孩子经常吃不饱饭，随时都可能辍学，雨雪天还不忘给小鸟投食送饭，甚至把过年才能吃上的饺子省下来给小鸟吃。在那儿，护鸟小分队、小鸟医院、红领巾气象站、饲养小组样样俱全，他们节假日给小鸟过节，繁育季节在树上挂鸟巢。他们的校长，住在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房子里；老师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两角五分。就这样，他们还一直带着学生向社会做爱鸟宣传。他们后来又救了一只天鹅，就因为没钱找车送到徐州动物园，眼睁睁看着它死在怀里了。”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朱校长小的时候，曾打下一只猫头鹰，他拿给老师看，老师没表扬他，告诉他说猫头鹰吃田鼠，是保护庄稼的卫士。这件事给他触动很深，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后来他成了老师当了校长，他说他要把这颗种子播到每一个学生心里。”
“那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当然有，大余村树上的叶子总是绿绿的，早晨起来，到处都是小鸟的鸣叫声。每家屋顶上，都能看到几窝小鸟，而邻村不少树的叶子都让虫子吃光了。大余村的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加，而农药的使用量却逐年减少。”
汪永晨跟我讲朱校长的故事，讲时一直含着眼泪，几次说不下去。
大余小学不仅自己爱鸟，还向全国发出了《爱益虫、鸟、兽倡议书》。300多个学校在上面签了名，学校的名气大了。全国第四届鸟类学术研讨会向朱以勋校长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会议。
朱校长拿着邀请信去找县长，县长一看：“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县教育局解决。
朱校长拿着条子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一看：“嗯，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邱集乡解决。
朱校长又拿着条子到乡里，乡里说：“好事！经费由大余小学解决。”
可当时，大余小学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办公经费是3块钱。于是朱校长自己也写了张条子：经费由朱以勋自己解决。
兜里揣着几十元钱，朱校长就这样动身了。到了会上才知道，开会是要交会议费的。人家都是教授、专家、学者，惟有他在登记表上填了个小学教师。农村人爱面子，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自费来的。
会上，朱以勋的发言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知道他和他的学生是怎样保护环境的，可谁也不知道，他兜里还有几个钱。
饭钱没有了，吃回去的路费，路费吃光了，就以水代饭。整整3天，他饿着肚子参加会议。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只好到街上转悠，想找吃的。角落里，一盒长了绿毛的月饼救了他。这位中国农村的小学校长，就是靠着这盒长了绿毛的月饼，开完了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会开完了，大车小车接专家教授们走了，朱校长没钱回去，他举目无亲，脱下身上穿的衣服，卖了当路费。
当他风雨兼程，带着会上专家学者对大余小学的肯定和希望赶回校园，一眼看到，学校那棵枝繁叶茂落满小鸟的大树，趁他不在，被人砍了，他一下愣在那里，“树都没有了，我还活什么！”
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朱以勋拿着一瓶农药，站在那树坑旁，从午夜到黎明，他守着树坑，跳下去，爬上来，爬上来又跳下去，一粒突然落在他手上的鸟屎救了他。他难过地对汪永晨说：“我呀，还是舍不得这些小鸟，舍不得这些爱鸟的孩子！”
我想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
那天坐在汪永晨家的地毯上，她激动地对我说：“这些农村孩子对小鸟的感情，实实在在打动了我，我一定得搞个农村孩子城市孩子手拉手的活动，让大余的孩子来北京看看，告诉城市孩子他们怎样热爱大自然。”
要想搞活动，首先要有钱。干记者十几年，她交了许多朋友，于是她专门找有钱的朋友，大讲大余的孩子每天都在做什么，讲保护环境从孩子抓起的意义，讲现在独生子女缺少的爱心。
“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汪永晨说。
她成功了。
那年7月，大余小学的5名老师带着30名小学生来北京了。汪永晨高高兴兴地接站。可当孩子们下车时，她发现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像病了一样，怎么了，钱不是都寄去了么？
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把一些养好病的鸟带来了，想和北京的孩子一起放飞。在车上，他们舍不得买吃的，把家里给带的干粮都喂了小鸟，自己饿得晕乎乎地到了北京。汪永晨一阵心酸，她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过好！
于是，她和一些朋友尽可能地为孩子安排较好的食宿，带他们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看升旗仪式，所到之处，他们一直讲这些孩子是怎么爱小鸟，怎么保护环境，为此感动了各处的领导，给他们免去了门票。
就在大余的孩子将要离开北京时，一个退休老太太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拿着自己的200元退休费和30块小毛巾，对汪永晨说：“北京人不能让孩子再饿肚子回去了，这小毛巾给孩子们路上擦汗用。”
一席话，说得汪永晨热泪盈眶。她对我说：“搞这次活动，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是为出什么风头，是大余的孩子感动了我。从那以后，我一直有意识地跑自然保护区，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成为人和大自然之间的桥梁。”
环保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1995年，汪永晨获得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那里的许多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她。
在美国的一个动物园，她采访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许多年来，一直拿一个鹰爪和一个老鹰翅膀的标本站在那儿。孩子们来了，他就把鹰爪放在孩子们胳膊上，告诉他们，鹰落在身上，就是这种感觉，他让孩子们摸鹰的羽毛，让他们用手感觉鹰的翅膀。
在美国的一所小学，她讲了大余小学的孩子们。这些美国孩子一个个热泪盈眶，当场向大余小学捐了钱和一架望远镜。
在旧金山，街道加起来总长约1300公里，其中有600多公里街道两旁的树是由社区居民参与选择和种植的。旧金山还有个民间组织，在市区管辖着60多个花园，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公顷，这些地都被分成双人床那么大的块块，居民们一年付50美金，就能租一块，在上面栽种自己喜欢的植物。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她每个周末都要开车两个小时，到她租种的地上工作，在这里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他们。
一位从事广告宣传的妇女，排了3年还没租上，至今才排到第34名。不过她还是每星期必到花园来看看。
环境保护只有被老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事才能成功——这是汪永晨赴美归来的最强烈的感受。
没人养的树就像
没人养的孩子一样
回国后，汪永晨就兴致勃勃地忙开了。
她和女友金家满，找到北京十三陵林场。
林场场长说：“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树要比造林更重要。”
既然如此，好，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就发起了一个“领养树”的活动。
第一次，她们号召了100多人，男女老少，有的还一家三口，没赶上车的，就从城里自己骑自行车来。那天，原只想让大家先看看，谁知人们到了山上就自己选好干上了，有的挑橡树，有的挑油松，还有选黄栌的，真像是领养孩子，有人一下选了十几棵。
一个女孩看了说：“我怎么也不能把舒婷诗里面的橡树，和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小树联系在一起。”
一位教师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了，她说：“儿子可能还很难懂什么叫志愿者，也可能把来这儿当出来玩儿，但就从游戏开始，他会慢慢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感受到大自然，并且懂得很多东西来得不容易。”
一位带着学生来的校长惊讶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时做值日都捏着鼻子的学生，到这儿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汪永晨告诉我，有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孩子要去领养树，就全家一起设计挂在树上的牌子，一个男孩儿的牌子是用旧乒乓球拍做的，上面除了写着树种、领养人姓名、领养时间，还写着——请保护树木，保护大自然。这个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小树也长大了，这牌子还要在上面挂着，我要拉着爸爸妈妈来，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养大的，以后我还要像他们对我那样，照顾我的树。”
几个老人一边刨土一边接受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