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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海湾战火中三十而立，以色列的长腿美女Orit小姐带我去哭墙许愿：To be a good photojournalist； To marry charming girls ；To make supermen 。哭墙是所罗门大王留下的神圣之墙，可以让人美梦成真，布热津斯基、基辛格、拉宾、沙龙……几乎全世界有梦想的男人都往这里塞过纸条。只是我的纸条没有塞在铁栅栏以东男人祷告的部分，而是越过铁栅栏经过Orit的玉手塞进女人祷告的哭墙。我相信犹太女人灾难深重，上帝一定更偏心向美丽的犹太姑娘。Orit说上帝肯定满足我的心愿，因为我是来这里许愿的第一个中国人。但是她自己决不会嫁给我，因为塞纸条之前她偷看了我和上帝的契约，她说她只希望和我独处，不想成为复数中的一个，也生不起复数的Supermen。
创世纪之初，耶路撒冷的老犹太就创造《旧约》，并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法律准则。进入19世纪，擅长精密机器的三个说德语的新犹太，又推出影响人类社会的三大理论：尼采的“绝对权威和超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性”。三大理论在欧洲徘徊之后，引发波澜壮阔的三大运动，把整个20世纪搅得天翻地覆，战争、运动，直到把地球资源、人类能量消耗殆尽才渐渐偃旗息鼓，恋恋不舍地退出历史。
“绝对权威和超人”奠定法西斯轴心国以计划经济为本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诱发始自“社会主义阵营”随之遍及世界各地的“国际共运”、“梦的解析和性”让成千上万未成熟的男女瞬间顿悟、成熟的更加成熟，以性和性解放为标志的时尚生活深入千家万户。
我生而自由，自幼主张“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鼓吹在强权面前《宁死不屈》。79年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投身国际共运，希望成为切·格瓦拉、卡斯特罗、波尔布特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至于“梦和性”由于我先天觉悟忒晚，尽管日后发现自己也能后发制人，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但大学时代连我喜欢的女同学冰凉的小手都没摸过。
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我把我们班的54个男生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列强，全班仅有的14名女生列为被觊觎的殖民地。由于僧多肉少帝国主义本性，开学还不到半年，世界领土已经被少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当过工农兵的大师兄们文韬武略，带着工资、职务上学，上课、泡妞两不误，根本剥夺了我们这些应届毕业小师弟的发展机会。
83年北大毕业后，我企图效法班超投笔从戎，混进人民子弟兵，可300万钢铁长城浩浩荡荡疏而不漏。解放军的严密防守迫使我缩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了4年书。尽管满园春色，可出于狭隘的善良天性，认为老师追女学生不但是“家庭、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起源”，而且比强奸好不了多少。后来通过组织学习、提高觉悟，才逐渐认识到——“师生恋”不仅有利于师道尊严，而且鲁迅先生早就这么默默地干了。
直到1987年初，我正式进新华社给党当“耳目喉舌”，才有机会透过镜头仰望“半边天”，欣赏好玩的“民间段子”，甩开腮帮子“食色性也”。
1987年新华社社长穆青运筹帷幄，筹划盘活摄影部积累的上千张熊猫照片，计划将其出卖给美国佬，出一本最权威的熊猫画册。不料帝国主义野心狼比穆老头还狡猾，给该书作序的珍妮·古德尔星眼微阖，一眼就看出“这些共产主义的宣传品溜光水滑，肯定全是保护区里的家养动物。”
英国美女珍妮·古德尔（Jane Goodall）是天下排名第一的动物学家，高而且瘦，身材高，人也高明。她年轻做姑娘时就和非洲的黑猩猩同居，追随黑猩猩群奸群宿几十年终于修得正果。她老公是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的摄影师，老公爱意绵绵把珍妮的浪漫人生拍成照片发到世界各地。珍妮·古德尔以自己的五味人生做样板，建议“新华”选派一个“胆大、命好的小伙子去深山老林”。
1998年冬，我因“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总有狗屎运相伴”而中选。由于担心劳而无功，我哭丧着脸跑回北大，经罗豪才校长举荐，认识了北大生物系的熊猫博士吕植。我这人一直喜欢名字好的女人，由此可以看出该女的良好出身。新华社有两位老大姐不仅名好而且姓好：一位名叫丁补天；一位名叫牛畏予。吕植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科学家，名如其人，她15岁考进北大生物系，读的是植物生理。
我跟吕植为首的北大学子坐火车翻过秦岭，到达陕南的周至、佛坪，最终在洋县常青林业局华阳林场扎下大营。一个月后，有人用我背来的麻醉枪打中一只大公熊猫，与此同时，经北大地球物理系李进军老师做冰，我也俘获了当年北大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博士。可是23岁的女博士人小鬼大，慧眼识妖，一眼就看出我“只可远观，不可近玩。”最终妥协成：到1995年5月10日她“三十而立”之后，再嫁给我。分手前吕植送我一本大作《秦岭——大熊猫的野生庇护所》，扉页用力写了“——看将来谁的生活更非同凡响！”
吕植原来姓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过继给一个老红军改姓“吕”。吕植妈妈是西北师大的中文教授，一见面就看出我一旦拿起笔来会前途无量。吕植的爸爸李老先生多年在西部当记者，知道在中国做记者格外辛苦。老人家惺惺相惜，看我如同“王八瞅绿豆”。1990年春，我去可可西里探险路过兰州，老人家背了一大筐苹果横穿狭长的兰州城，硬把苹果塞进我的吉普车，让我到无人区慢慢享用。当《大熊猫的神秘世界》（SECRET WORLD OF GIANT PANDAS）以英、法、德文在纽约Abrams出版时，我早已从可可西里去了巴格达。
从伊拉克回国后，我参加野人考察队到湖北神农架，当年抓熊猫为我做冰的“球系”李进军仍是我的队友。1995年5月10日，我和李进军把大茶缸里的红景天老酒一干而尽，从神农顶撤到大龙潭，打道回府，准备迎取“三十而立”的女博士。“北大是人双手建造的，但熊猫博士是上帝创造的。”
接下来的发展令我黯然神伤，先是我们考察队翻车一死两伤，继而李进军肌肉萎缩英年早逝。吕植见到我这个半大老头“已经失去当年的感觉”，博士不仅不大看得上我，而且开始蔑视所有男人，早已暗下决心“要为大熊猫奉献终身。”直到我出这本书时，熊猫博士已届不惑之年，还是一个人坚持高高在上，凡人不嫁。
分手那天，我和博士在北大勺园喝干面前所有啤酒，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告别未名湖，我在北大西门暗下决心：从今天起，无论哪个女人要我，我都跟她走到底……
1995年夏，我从新华社骑车回家路过平安里，一位阔步挺胸的老大姐拦路朝我大喊“老鸭子”。大姐自称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正师职编辑孙阿冰，是中宣部老部长郁文的二女儿。孙大姐读过我的许多新闻，希望向我组稿，让我写些比新闻更长久的“有趣”的东西。
名如其人，孙大姐给我煮了一大锅挂面，和我喝光一瓶葡萄酒之后，主动做我冰人。说他哥哥孙小郁是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认识一个台湾女孩嚣张得不行，对大陆男同胞很不尊重。她希望我代表国人挺身而出，修理这个“大疯丫头”。我说我身为党的耳目喉舌，理应替党分忧，特别是事关祖国统一。只是我每天必须发稿，如果可以，能否在我下班之后，在我回家路上的近便之处，我愿意和“大疯丫头”会上一会。
一周后，孙大姐突然狂呼我的BP机“126―5566”，知会我“大疯丫头”已经从台北飞临北京，嘱咐我下班后千万不要到处乱野，要立即赶到我们家附近的金台饭店。我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对象”姓甚名谁，能否预先介绍一二，免得一见面乱了方寸，给人民解放军丢人。孙大姐说：“大疯丫头”姓朱，是国民党什么大人物（好像是澎湖战区参谋长）的大女儿，和我一样也属于九死一生的命大之人。据说多少年前，朱小姐乘火车从台北到花莲或台南，火车出轨整列火车所有乘客全部死亡，只活了朱大小姐一个人……听到这儿我大喊“打住！打住！这个妖精绝对不能给我做媳妇。”孙大姐电话里批评我“关键时刻掉链子，破坏了国台办的战略部署……”我大喊：你那边先停嘴！我要告诉你，我有连国台办都不掌握的超级机密……
“大疯丫头”应该名叫“朱宛宜”，不是女字边的“婉”，而是宛平城的“宛”。不是树心的“怡”，而是宜室宜家的“宜”。单单从名字上看，“宛宜”就是我喜欢的女人，而且她的曾祖朱庆澜朱子桥和我爷爷唐宗郭唐慕汾，乃是几十年前民国初年的拜把子兄弟，按辈份我是他叔叔，如果我将她办了，九泉之下的朱将军和我爷爷一定也要回来“办我”。尽管我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侄女”五服之外，素昧平生，可仍然免不了获罪江湖，世代流传“唐老鸭乱伦”的骂名。大姐您若不信，明天我给您带来一张朱将军和我爷爷的合影……电话那头的快嘴孙阿冰当即哑然，事后告诉我当时她的后背直冒凉气。
第二天下班后，我冒着瓢泼大雨骑自行车到金台饭店，挽着裤腿、探头探脑地走将进去。在一层一个巨大无朋的大包间，国务院对台办公室副主任孙小郁、前乒乓球冠军郑敏之、孙大姐和一位亭亭玉立的台湾大小姐早已点好了菜，围在桌子四周等我。孙副主任朝我连瞪三眼，显然对我不仅迟到，而且身披脏雨衣不停地滴水大为不满。我赶忙把我爷爷和朱将军的合影呈上去，希望以此“情报”讨好重权在握孙副主任，借我爷爷福荫再次帮我脱离困境。同时心里暗骂：自行车、破雨衣就是我的本色生活，如果你国台办嫌我给首长丢人，就该发制装费，再派你的大奥迪来接我……谁让你们拿我当“肉弹”呢！
我绕过孙副主任严厉的目光，径直走向宛宜开花的笑脸：“叫我叔叔。”
“叔叔！可是孙主任是让我来相亲的……”
“你真要给我当老婆？”
“是！”
“给我生儿子？”
“是！”
想不到海峡两岸刚一直通，马上就把把国台办撂到一边。
我记不得那天晚上都吃了什么，只记得我喝了很多啤酒，上洗手间时顺了大堂一朵玫瑰，借花献佛送给朱小姐。饭后，朱小姐把我带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贵宾楼，像丹麦美人鱼那样斜倚在沙发上，两只美丽的小脚摆在一边，给我泡了一壶又一壶台湾冻顶乌龙。我第一次领悟到什么叫风情万种。
宛宜的爸爸是国民党的海军中将，曾负责“澎湖战区”防务任务，他的同学 “章江号”、“剑门号”的舰长们和钢铁战士麦贤得交过手。朱妈妈年轻时当选“中华民国十大优秀青年”，后在“国军任野战外科军医”，当年宛宜花莲车祸五官移位，面部的整容手术完全部出自朱妈妈之手。
朱妈妈曾经在传奇人物吉星文手下当兵。吉星文是河南人吉鸿昌的亲侄子，1937年任29军上校团长，负责卢沟桥防务，打响抗日第一枪，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抗日英雄。中国内战后吉星文任金门防务副司令，豆蔻年华的朱妈妈在“吉长官”手下当军医。 1958年美帝在贝鲁特登陆，毛主席下令炮轰台湾支持中东革命。“八二三炮战”炮打金门，第一轮炮火就打死天字第一号的抗日英雄。一直到现在，朱妈妈都为没能救活“吉长官”自责。
朱宛宜和我同年异月同日生，为庆祝我们俩直接三通，喜欢热闹的宛宜在凯宾斯基设宴订婚。应邀的有我的上司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和他的弟弟王文扬、《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和他CCTV的女朋友石正茂……
订婚次日，新华社摄影部主管保密的副主任老余把我找过去，问我有什么问题忘了向组织交代，可我的确想不出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交代。于是老余提醒我事关“个人问题”，我这才想起我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说我为“党国”（党和国家）玩命多年，不孝有三，现已三十好几，终于有人肯嫁给我，而且是台湾——我们肋骨做成的妹妹。老余提醒我这是涉外婚姻，我十分不满地甩下一句话：“哦！台湾是外国呀？”
就在我和宛宜爱得天昏地暗之际，我多年的蠢行开始成为电视关注的热点，第一个把我拍上电视的是驻巴格达的CNN，随后我在北京电视台《人海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