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殴发生在小学四年级，两条街分成两个阵营，冬天的夜里，荒凉的野外，燃起几堆玉米秸，首领发一声喊，便斗将起来，以摔跤为主，间或拿冻得硬梆梆的土坷垃（野外没有砖头）拍之砸之。都是乡里乡亲的，加之烽火熊熊，所以基本不会分不清敌我。因为涉及到两条街的荣誉，所以有的分属不同阵营的亲戚也全然六亲不认，表弟？照打不误；堂哥？你好意思打我吗？趁对方犹豫迟疑的当儿就是一招黑虎掏心。
第二天，一些脑袋见血的孩子的家长找到学校。校长恼羞成怒，将全体学生集合到操场上，问都是谁参加打架了。我们中间可没有那种敢做不敢当的脓包，呼啦啦举起了一片胳膊，棉袄袖沾满了尘土和牛屎。
“你们打！你们给我接着打！！”校长大吼。
性格耿直的我们哪里听得出校长话中的深意？二话不说，又捉对厮杀起来。俺撂倒一个又准备再去俘虏一个，抽空看了看战场——呀！征尘蔽日，龙腾虎跃，好一派北国风光。
校长这次不再卖弄学问，收回双关这种高级修辞，而是直接用“住手”两字制止了我们。
《中南海保镖》是我的偶像李连杰演的一部时装片，他演的中南海保镖林正阳不去保护首长南巡，却去给大款的小蜜卖命，看得人好不气闷。不过李在片中的扮相真叫一个酷，特别是百货公司那一段，他右手执“五四”，如执鲜花枝，左手将钟丽缇的曼妙身体抡来转去，如抡面口袋，表情平静地将一干傻蛋敌人全部放倒，一身西装纤尘不染，一脑袋头发纹丝不乱。
当然不会乱，人家留的就是一个平头。
当年我看了《中南海保镖》，对杰哥的发型羡慕不已，也把自己搞了个平头，穿了套西装，还把自己搞得不许笑。
很快就有人好奇地问我，头上那几个白点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是小时候打架破了相，受伤的地方再也长不出头发来，于是像个癞痢头阿三。
这么说，显得俺的打架生涯多么牛逼，伤疤就像勋章一样闪亮。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在步入四年级后，被一个男生欺负了。欺负的原因有二，一是这小子人高马大，俺实在不敢跟他过招；二是我把人家一本小人书《渔岛怒潮》中的一页给撕坏了，赔本新的他都不干，非要原来那样的，俺实在赔不起。
欺负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我的作业做完后得先给他，让他抄一遍。幸亏这小子不聪明，想不出让我替他写作业这种办法；二是中午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这小子听不明白，每天都得逼着俺再给他讲一遍，把他逗得嘿嘿傻乐为止。
镜头又转向“鹅与鸭”酒吧，我对美女说，其实一个男人被人欺负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看我讲的故事吸引得你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就是因为通过给那小子讲《西游记》，磨练出了俺高超的叙事技巧。
这种压榨一直持续到初中时，我考上了一个重点中学，他歇了菜，再见到我，已是一脸羡慕的表情。
如果按照一个大快人心的说法、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结局应该是这样的：等俺考上大学，以后又成了一个上等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我逼得找地缝就钻了。
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大学时他在北京当兵，来学校找我。一路公共汽车坐下来，一口外地口音被北京人好一个欺负，我没有一点痛快的感觉，反倒觉得就跟欺负了自己个儿一样。复员后他做起了小买卖，从豆腐丝到炸油条无所不卖，我父母从他那里占到的便宜比俺这里都多。如今他有了大胖儿子，一见到还没挂上果的我，就是一阵不怀好意的嘲弄。
总而言之，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得到的屈辱与荣耀、得意与失意，大抵相当。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用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番石榴飘香》中对话时用的那个字眼，就是，社会的抗体。
我对政府的最大不满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没有兄弟姐妹。
别用什么大道理来反驳我，俺就是看不得这个。一个人，如果不能享受到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缺憾。
好在我的父母及时做人，在政策推行之前让我拥有了两个弟弟。
有两个弟弟的最大好处是，我被熏陶了一身贱脾气。比如小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基本没有让他为钱发过愁，总能赶在他的口袋空之前把钱及时送到。
另一个好处是，我让弟弟得到了自己没有享受过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哥哥，打架的时候腰杆会硬许多。
谁不希望有个哥哥，保护自己，不必害怕，不必遭人打？
我上学的时候，父母那一辈人全都一窝一窝地生，没有人是独生子，而那些有哥哥的人就成了最让人羡慕的人。哥哥越多，被羡慕指数越高。
我身为长子，从来没有得到过哥哥的保护。
有一次，我与俺们班兔子发生了口角。这小子有两个哥哥在高年级，我并不想惹他，但给逼到那个份儿上，也只能硬着头皮打。
那是一个课间，我们俩被一群人围着，操练起来。一开始打得很文明，你来一拳我还一掌，谁都不愿把对方逼急。特别是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兔子哥哥站到旁边时，心里更是哆嗦，拳头也越来越没有力道，只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期待上课铃快响，好结束战事全身而退。
兔子却兔仗人势，出手越来越重，最后与俺摔起跤来。我一边与他在地上翻滚，一边委屈得直想哭。我其实能打过他的，但是我怕。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将兔子按在身下。这种结果首先吓着了我自己个儿。还没等旁边的人喝彩，兔子哥哥便飞起一脚，踢向了俺的耳朵，我顺势倒地。
这时，上课铃响，大家散去。
我从地上爬起来，眼泪像趵突泉的水，汩汩流淌，怎么拦都拦不住。
疼倒没感觉到，但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人真能体会到生存在世界上的那种荒谬和绝望感。
若干年后，听到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一幕。
泪水再次糊住了俺的眼。
二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1）
上中学之后，我的脸上冒出了青春痘，嘴上滋出了胡子茬，喉咙上长出了肉疙瘩，也算介入成人社会，打架便有了成人色彩。
已经有过无数的诗人作家愤青艺青怒骂成了人的世界、长大了的傻蛋，咱就少凑这个热闹吧，但人长大了，确实不太好玩，特别是在打架这件事儿上。
小学时的架，你说打就打了，中学以后的架，你说着说着就不打了。
一个不大的由头，两个人伸手较量一下也就得了。但，偏不，一句“你等着”，然后就开始到处拉赞助，无论是人头还是武器装备，都够大战规模的了，但越拉人越多，不想打的人也越来越多，相互熟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扭头再一看，原来打架的缘由却是那么微不足道，随便谁的面子一抹就打不起来，于是到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时候，打架的真正魅力便在于约架后的枕戈待旦、打架前的剑拔弩张、劝架时的舌剑唇枪、散架后的觥筹交错、以后再见面时的义薄云天、再打架时的并肩战斗。如此循环往复，和平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
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
就像那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
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
娘的，打架的成本越来越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金钱上，打架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于是只能过过干瘾了，比如在想像中把别人捅个血直冒、在吹牛中把别人打个满地找牙。
这就像我们的梦，提供了生活的无限种可能，而真正付诸实现的就是可怜巴巴的几种。
你说人为什么要做梦？
因为现实实在是太过单调乏味。你努力努力地过啊，最多也只能活出六种花样来，而在想像中，你可以经历至少六十六种。
你深爱却不能相爱的女人，你迈脚却无从下脚的道路，你酿出却释放不出的激情，全跟你会合在梦想中。
上帝就是这么仁慈，让你至少还有梦，不至于在现实中窒死。
打架的成功率越来越低，是因为打架的后果越来越重，谁都承受不起。小时候的架，恨不得断条胳膊都能像壁虎一样再长出来，而长大了的架，手稍稍重点儿可能就是终身印记，大家都感觉越来越玩不起，于是找台阶下就成了一致的心愿。
我经历的一次比较危险的架发生在劝架时。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许多架友属于那种人来疯，越劝他越来劲，还没完了。我当时劝的那头猪手里拿着刀子，别人越劝他越比划，力气随着拉他的人增多而加大，等看到劝架的人都伸出了手拉他，都张开了嘴求他，再没有后备力量，才善罢甘休，收起了刀子。
大伙正在彼此介绍说些“久仰”之类的话，突然有人冲我高呼一声：“你的脖子！”
我用手一摸，一手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彩。
这个伤口后来成了我炫耀的资本，因为离右颈动脉不到五厘米的距离，谁见谁抽凉气。
可当时我就剩下了一个后怕，并从此特别烦那种嚷嚷半天也不打、一见人多就诈唬的人。
打架真正的快感是在丧失理智疯狂出手的时候，红了眼，咬着牙，不知道疼，不知道轻重，全身都兴奋得直哆嗦。我曾经有一回跟哥几个追打一个人，真是越打越过瘾。这时的人，甚至比野兽还野兽，因为那股兽性是憋了许久的陈年佳酿，表现出来的简直就不能叫兽性，叫人性得了。
王朔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中吹牛逼，说一帮小屁孩如何靠自己的勇猛镇住了黑老大，因为老大知道这种下手不知轻重的孩子最不好惹。可谁知道一个孩子面对江湖老大时那种屁滚尿流的恐惧呢？
高中时，我对门宿舍的王小眼去邻近化工厂洗澡，得罪了一帮人，被人家追上门来，纠缠了好几天。我当时正处于对这种不痛快打架就知道粘乎的人的反感中，加之他们宿舍的人都噤若寒蝉，见那帮人来就躲出去把人家王小眼一人扔在那里，就动了蛮性，假装有事儿进了他们宿舍——不过要写成小说，就会变成俺径直推门进去——听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嘛？是想打他一顿，还是想让他赔钱？”
这几句话其实挺面的，但我确是鼓足一万分勇气才说出来——要写小说的话，俺会构思几句更体面的话。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撂下了什么话，反正他们走了之后，我马上就得到一个情报，他们跟“三儿”特熟，而这个三儿，是八街的著名角色。
从那以后好几天，我就没有睡过好觉，总是想着如何被他们折磨摧残，心灵在种种可怖的幻想中颤抖，手心里的汗就没断过，甚至都动过写遗书的念头。
等见到三儿的时候，是经我们班郭子介绍而认识的，而化工厂那桩事儿早就不了了之，这愈发印证了那帮江湖好汉也多是虎头蛇尾。
郭子尽管是学生，但他爸是某集团军空降师师长，指挥得动千军万马，他这个师长之子简称“师子”，没人敢不给师子面子。郭子特崇拜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几乎所有考试全是满分。一个民族的崛起靠的是实力，俺也是。知识改变命运，俺就是。
我不知道说这种事儿是荣耀还是耻辱，反正在郭子的隆重推出后，三儿就拿我当兄弟了。
三儿一家兄弟四个，全属于在街面上混的人。他自己开了个饭馆，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饭馆也就是卖个炒饼蒸饺鸡蛋汤之流，没多大出息。他家二哥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当伙夫，经他介绍，从此我都是在二哥的窗口排队买饭，往饭盆里扣得特多，有时候给一毛还找三毛。
很明显，他们家扬名立万靠的不是一手粗糙的做饭手艺，而是全靠刀口舔血打拼出来，以及仗义疏财买来的面子。
认识三儿没多久，他送给我一份礼物，是手抄本的《少女之心》，用六十四开铁灰色封面“工作日记”抄就，扉页用保尔？柯察金那段很著名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来掩人耳目，倒也贴切。《少女之心》的内容如今满世界都能找到，但这个小本子意义实在重大，就是它，令五中的几个初中生进行了初次集体性体验（官方用语是集体淫乱），轰动一时。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小本子流落到三儿的手上，最后又到我手里。我留到现在，算是民间语文的一个标本。
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三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个婚礼对我刺激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