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珥的性格有点像我的老友马当娜，但比马当娜可爱许多。
马当娜在我离开上海后因为勾结海关与市府官员走私奔驰、宝马（Mercedes…Benz、BMW）等境外名车而被通缉，她逃跑了，像个汽泡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据说至今还没她的下落。
从妓女到富有的遗孀到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再到如今的通缉犯，马当娜在我记忆中带着阴沉的美丽存在着，像一道伤疤。
而喜珥，10年前我就认识，那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纤瘦，脸色苍白的小男孩，被不时冒出来的青春痘与两腿间的男性生殖器折磨得神经紧张，随时都能崩溃。
而3年前我再遇到她的时候，她早已像从茧里飞出来的蝴蝶得到了重生。她脸上的青春痘与腿间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她有了一个圆满隆起的胸，乳房的形状有着完美的流向手掌的形状，灵动的，浪漫的，在地球重力下显示出成熟水果般的诱惑。
而且感谢上天，她天生就没有明显的喉结，她服用着雌性激素，化着精心的妆，走在马路上或游曳在CLUB里，她吸引的男人的目光甚至超过我。
她准时开着那辆绿色小甲壳虫来接我。
我终于换下一身脏兮兮的睡衣，洗过澡后穿上白色的无袖裙装，没有化妆，素着一张脸走下楼。
她尖叫着抱住我，“你这个可恨的家伙，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活得下去。”
我吸了一口气。她是对的，没有善解人意的朋友，像我这种孤僻脆弱的家伙准保活不下去。“我想你。”我说。
然后两个人站在那里，嘻嘻哈哈，拍拍打打，仔细地打量着对方，开始说起“你越来越好看了”之类的恭维话。
女友们见面时，时光似乎就停止了转动。我们露齿傻笑，身体变得软绵绵的，象布丁果糖。这跟与男人约会的情形很不同。
晚饭在她的饭店里吃。
这家叫“上海1933”的饭店同时也是茶室，装饰着翠绿竹枝、宣纸灯笼、精致的鸟笼，从中国各地及东南亚淘来的古董家具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还有幽然飘动的纱质帷帘，从老式唱机里低低唱出的30年代上海的老歌。主人那唯美而略带病态的气息弥漫于整个空间，无处不在。
就连洗手间用的纸巾上，都画着中国的水墨画，由她亲手绘制。
在开饭店前她是画家，画卖得还不错。倒不是她的画好到哪里，而是由于她那“新中国变性手术第一人”的名声，纽约时报，朝日新闻，STERN，BBC都采访过她，她因为在解放后的中国第一个公开地做变性手术而有名，然后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她能卖画赚不少钱，能买华美奢侈的衣服首饰出入上海一个个热门的俱乐部。
等她厌倦了绘画，便开了这个昂贵的饭店。一碗上海馄饨要卖125块钱，一杯绿茶要卖150块。在上海没有人敢这样做生意，但她做了，而且每晚都有一些来不及订位的顾客在店外排队。
这就是上海，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来得快，之后呢，也许去的也快。
她每天盛妆华服出现在店里，在客人、厨房与收银台间穿梭，敏捷、精明而令人目炫神迷，不久她有了一个外号，人称“快刀妖姬”。
在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来，我拿出从纽约带给喜珥的礼物，几本登有裸男的色情杂志。喜珥大笑，给我一个吻，现在上海什么都有，但此类杂志还是属于非法的。
我点了烤鲑鱼、鸭卷、煮豆腐与蔬菜汤，喜珥让侍者拿来一瓶红酒。
“想不到一年过去，我们还是两个人吃饭。”我说，点了一枝烟，上海所有的餐馆都能抽烟，不像纽约。
“这有什么不好？没男人倒清净。”喜珥指挥着侍者把酒倒进一个大肚玻璃瓶，先放在一边让酒先氧化（breathe）一些。“上海的单身女人也越来越多了，她们很有消费力。来我店里的人，不是一大群单身女人，就是一大群GAY。当然，还有不少秃顶的大肚子老妖怪，专门坐在角落里揉捏年轻女伴的小乳房。”
我哈哈大笑，与喜珥在一起，我们总会笑个不停。
当然不总是笑。有时她会半夜闯进我家，扑在客厅的沙发上痛哭流涕，哭得象一堆烂桃子，她为没有一个男人真心地爱她而哭。她差一点死在手术台上，她的父母现在还不愿见她，但是，为什么变成女人后，她对男人突然失去了信心？
我们像姐姐与妹妹那样相爱，有时这种爱超过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对方，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我们感到了某种安全，可以有理由原谅自己的缺陷，因为竟然有人比自己还脆弱还糊涂。
我们也会吵架，一个月不理对方。我们从未真正地喜欢过对方的男朋友，“他根本配不上你，你在一头猪面前穿丝绸戴珍珠，真不值得。”我们经常这样警告对方。但没有用，有的时候，女人跟一头猪做爱是为了惩罚自己，然后如火中凤凰涅槃再生。这是女性自我提高的一种途径。
大笑，喝好酒，抽淡烟，吃美食，一顿饭吃得很愉快。我们没谈对方生活中的男人。
从我给她的最近一封EMAIL，她显然已知道了我与MUJU走入了一个困境。至于她，我知道她一直都很寂寞，在中国她因为变性而有名，很少有男人愿意与她哪怕只是做一夜情那样的性游戏。半年前，自从她与那个瑞典男人FRED分了手，似乎就再没有男人了。
吃完饭，我还不想回家，她提议去一家她常去的足部按摩店，在复兴路上。
“别开你那辆小甲壳虫了，叫出租车吧，你都醉成那样子了。”我咬着嘴唇笑，感觉有些睁不开眼睛，我也醉了。
我们并肩坐在出租车里。我拿着两个酒杯，她抱着一瓶90年产的好酒。她的经验是一边
享受足部按摩，一边享受红酒，简直比性高潮还要过瘾10倍。这是她在性饥渴时安慰自己的方法。屡试不爽。
埋在按摩院松软的沙发里，灯光迷离，音乐幽然，依稀可以听到某位顾客轻轻的打鼾声。
喜珥很慷慨地把她常用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按摩师让给我，让我试试他出色的手艺。她自己则找了一个女孩子。
我们并排而坐，轮流给对方的杯子倒红酒。我们没有再像在餐馆时哈哈大笑，变得沉默，温和，酥软。在泡过10分钟的中药汤后，双脚被轻轻地擦干，一个脚用毛巾包好，放在小凳上，另一个脚被搁在按摩师温暖的双膝上。
按摩师的手摸在脚底的各个穴位上，捏，推，压，揉，变换着动作。我喜欢被人摸脚和摸头时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有时心情压抑时去美发沙龙或鞋店，只是为了让人摸摸我的头和脚，那给我莫名的安慰。不是用男人或香烟可以替代的。
随着按摩师手势与所按穴位的变化，一股股热流微微弹跳着逆向上流，沿着腿部的经脉涌向腹部。
品质绝佳的红酒对这种愉快的感觉推波助澜着。想想喜珥的评论：足部按摩加红酒，比性高潮还过瘾10倍。
我们一口口地喝着酒，闭着眼睛，被脚底那双手控制住了。
二、性与逃离
性与逃离（1）
如果没有欲望，你能领略到事物的奇妙本质，但如果被欲望控制，你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老子
火有可能是男人发明的，但如何玩火却是女人发现的。
――凯丽《欲望城市》
第二天清晨，我在一阵微弱的鸟鸣中醒来。空气里有桂花香，还有汽油味，烤栗子香，路边饭店飘出的油烟味，――上海早晨特有的味道。在残留的睡意中，我睁开眼睛，窗帘几乎阻隔了所有的阳光，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我扭过头时，非常吃惊地发现，床上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孩子静静地躺着。在这张大得像溜冰场的床上，他看起来特别单薄、苍白而且年轻。
我费了很大劲，才认出来这是昨晚给我做足部按摩的男孩子。
我们都没穿衣服，床单上有一圈淡淡的印痕，视线再往下移，看到了地毯上的两个避孕套和一大堆纸巾。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脑袋清醒一些。老天，不知道昨晚我是怎么回的家，是我强奸了他，还是他强奸了我？或者是我们两厢情愿？昨夜的情形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他也醒了，为掩饰尴尬，我走进厨房准备早餐。他也跟着过来，裸身上已套了件T恤与牛仔裤，这让我感觉放松了一些。
“麦片与牛奶行吗？哦，还有鸡蛋。”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淡些，既不显得高兴，又不要显得不高兴。我实在很困惑，一觉醒来，居然发现有个陌生人躺在你旁边，地毯上还扔着两个避孕套与一堆小山似的纸巾，为什么是两个避孕套而不是一个？
我们坐在餐桌边吃早餐，他还帮我切了一个甜瓜。我们不说话。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直接请他离开，而是做了一顿早餐。见鬼！我常常连自己的早餐都懒得做啊。与MUJU冷淡下来的原因之一是我不热爱烹调，而MUJU却是美食家，我们从做菜引申到女权主义与后女权主义，为此吵了不少架。有一次他的前妻还到我与他同居的公寓来向我示范如何做菜，如何热爱厨房，如何在厨房里发现生活的美与禅意。他的前妻与现任的有钱丈夫生了两个孩子，她美丽丰满，满头金发，乐意把一天的4分之一时间花在厨房，她向我展示：一个女人若不能在厨房里游刃有余，那么她就是一个失败者。
突然地想到MUJU让我很不安，我巴不得地板上裂开一个缝，让这个男孩子掉进去消失。
从心底里我不愿意相信我与MUJU事实上已经分手。我这次回上海的目的是写新书，但显然我与他也的确需要分开一阵子以冷藏这段感情，等到该做决定的时候再决定，是继续做恋人还是做朋友。回到上海才两个星期就有男人在我床上过夜，我不能不觉得这是对MUJU的背叛。
想想古代中国的寡妇，在丈夫死后还要等三年才能再找男人，我不是MUJU的寡妇，可能也已不是情人了，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依旧深爱着他。
MUJU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是一具飘在海洋上的为MUJU殉情而死的美艳尸体，随着波浪轻轻荡漾，无知又无觉，世界不再存在……
昨夜与这陌生男孩的放纵，也许是对我自己的惩罚。惩罚我对MUJU的迷恋太深。――当你对一样东西或一个人迷恋太深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他。
我在不安与躁动中抽着烟，毫无食欲。看着眼前的男孩把整个脸埋在巨大的碗里，呼呼地舀着麦片吃，一些白色的牛奶泡沫粘在他的嘴边，非常地孩子气。
他终于要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站在门边，我随意地问了一句，“你多大了”？
“15。”他浮上一个自然而又满不在乎的笑容，披上外套，用飞快而有力的步子跑下楼梯，一阵登登登的声音后，他就消失了。
我抽着烟，蓬头散发，披着粘着性的味道的晨褛，对着空空的楼梯发呆。天哪，他才15岁。我居然跟一个15岁的孩子上床！
喜珥在电话里恶作剧般地咯咯笑着，“怎么样？15岁的滋味不错吧”。
我叹了口气，摇摇头，不一会儿也忍不住笑起来，“他看上去就像21岁，不是吗？至少也像20。”
在这个发着经济的高烧的嘈杂而又能激起最大性欲的城市里，我又过了迷迷糊糊的一星期。
我的枕头边，客厅里，浴室里都有MUJU的痕迹。临走前我偷偷地从他公寓里拿了一些东西：一把旧牙刷，几绺从浴室的地上捡到的他的头发，一条没洗过的黑色CK内裤，一只绒布桃子，一张他在上大学时的旧照片。
当然还有我保存下来的一大叠卡片，小留言条，一起看过的音乐会的票子，一起坐过的飞机的票子，一起去过的饭店的名片，一些叮叮当当的小礼物……它们是从MUJU身体延伸出来的无数根小小的触须，它们是我所保存的记忆的灰烬。它们填充着一片寂寞的空白。
试着给MUJU打过几次电话，但总是电话录音，给他写过一封Email，他也没有回。这种回避的姿态，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遥远而无助的感觉。现在，我们之间隔着12个小时，一个印度洋和一个大西洋，还有一整个欧亚大陆。
然后，我决定原先的计划离开上海一阵子。
一个好天气的下午，我带着不多的行李，坐在一辆高速行驶在高架桥上的出租车里，穿过金色、咖啡色、红褐色的秋天的阔叶梧桐树，穿过像玩具一样林立的摩天大楼与哥特式、巴洛克式老别墅，来到外滩的十六铺码头。
眼前是一条锈迹斑斑的看上去比我年纪还大的轮船，陈旧的白色，刷着很乡下人的笔迹的一行黑色的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