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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益社区 »； 政治学 »； 鲁东：第一次敲响的是警钟 第二次敲响的就是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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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佐罗
秀才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0…6 11：39 只看该作者
鲁东：第一次敲响的是警钟 第二次敲响的就是丧钟
发信站：天益社区（bbs。morbell），版面：政治学
本文链接：bbs。morbell/viewthread。php？tid=357180
鲁东：呼吁改革，刻不容缓！——关于加快推进改革力避危机爆发的紧急呼吁 来源日期：2010…10…1
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现在正处于危急关头。
是时候了，应当正视现实，直面真相，不能再继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也不能再继续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了。
时间不多了，是必须承认问题严重，形势危急，局势严峻，前景险恶的时候了。
再晚就来不及了，是需要严肃对待，开诚相见，肝胆相照，竭进忠言的时候了。
一、局势已处于危急状态
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形势持续恶化，不安定因素剧增，不稳定局势加深，全面危机爆发的迹象日益明显。因此，改革已经走到新阶段的关口。
（一）政治形势危急。
最明显的标志是，官民对立已经达到相当尖锐与严重的程度。由于公信力丧失殆尽，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仇视、抵制与抗争已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了经常公然对峙的地步。这种情况明显属于政治危机降临的征兆，国家已处于政治危机爆发的前夜。
应当承认，问题不在于民，而在于官。道理很简单：非民选的政府通常总是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如果不是必定如此表现的话；非民选的政府如果不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属于罕见的例外，因而是很难得的；欲求非民选的政府不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总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同理，不受制约的权力通常总是傲慢自大和肆无忌惮，如果不是必定如此表现的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不傲慢自大和肆无忌惮，属于罕见的例外，因而是很难得的；欲求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傲慢自大和肆无忌惮，总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腐败。政治学的原理与常识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所以，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行体制下，腐败现象发生，并不出人意料。特异之处不在于腐败，而在于腐败渗透之深、蔓延之广、发展之快、手法之劣、涉连之众、得逞之易、贪欲之烈、赃额之巨与为害之大，一句话，腐败现象如此严重与泛滥，并且每况愈下，才是触目惊心和耸人听闻的问题。
可以相信，执政党的首脑机关，或者权力中枢，甚至中央机构，决不希望看到腐败现象发展到这种地步。因为可以预见，权力腐败严重蔓延与泛滥成灾的结果，势必瓦解其政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治失败。能够有效制止腐败发生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实并不难找，西方文明早已对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种唯一有效的办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办法都尝试过了，结果没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不要再抱有幻想，再枉费心机，再徒劳无功了。无效的办法都用过了，有效的办法就摆在那里。问题不在于是否行得通，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诚意、愿望和决心。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中枢的态度。要害在于现实利益得失。因此，问题的出现与发生在下，问题的根源与症结在上。由此可见，腐败分子需要对个人的腐败行为负责，而权力中枢则需要为导致腐败现象泛滥成灾的制度安排承担责任。相应地，腐败分子需要为其腐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权力中枢则不仅需要为造成腐败现象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还需要为之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腐败现象的发生学原理，及其同关系相对人构成的责任划定原则。
致命的问题还不在于腐败，而在于借以制止腐败发生的真正有效的制度设置，在现行社会政治条件下已经行不通。随着权力丧失道德自制力的状况愈演愈烈，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权力腐败现象的控制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败并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无论对于权力中枢，还是对于社会观察家来说，认识到如下政治生态并不难：当腐败已经或深或浅渗透进权力体系的每个细胞，并且取代昔日共同的——即使不那么坚实可靠的——思想信仰、政治信念与价值纽带，成为权力机构得以存在、维系与运转的新的、并且是唯一的凝聚力所在之后，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反腐败的任何措施，只要它属于真正有效或真正有力的，就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在这种明确的政治后果的昭示下，促使权力中枢积极反腐败的动机与动力从何而来？期待反腐败的措施真正到位如何可能？指望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真正奏效又从何谈起？唯一可以做到的，无非是、充其量也只能是把那些或不慎自我暴露的，或过于明目张胆的，或由于相互出卖的，或授人以柄后被反咬一口的，或已造成无法掩盖的严重后果的，以及缺乏得力的权力保护伞的，甚至属于权力斗争中遭到失败的一方，诸如此类的贪官污吏，抛出或摈弃于权力体系之外而已。
显然，如果期望仅靠这些，就能制止腐败活动蔓延，阻止腐败活动升级，以图使腐败现象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那就是异想天开。在当前政治条件下，腐败已成为一把双刃剑，既益己又损己，既救己又伤己，既有自保自卫之利，又有自残自杀之害。目前对腐败现象所持的处理策略，实际意味着在对维护现存制度基础既有利又有害的两种作用相反的某种力量之间走钢丝，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种既危险又可耻的做法走不了多远，因为不失去平衡和不失去控制的难度太大，不可能持之以久。正如一位俄罗斯政治家作为亲历者所体会到的那样，“贪污腐败在福利增长的情况下被视为令人厌恶的然而又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它则成为对于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而公正的这种认识的挑战”。
（二）经济形势危急。
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但难以找到及时调整与转变的有效出路；现行经济制度的潜力，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前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这些情况明显属于经济危机降临的征兆，国家已处于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夜。
不要问错了问题，当前形势不是经济是否再次探底的问题，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走出谷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何时走出谷低的问题，而是社会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为近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代价的问题。政府这些年来惯于执行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已经把其留给人们的教训展示得足够明白了：政策不能代替制度，措施不能代替机制。制度建设不到位，机制作用不发挥，经济发展就必定不可持续。以行政手段谋求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从长久来看行不通。不要继续再犯一厢情愿的错误，也不要继续再干事与愿违的蠢事了。
不同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性质，城市房地产业当前的畸形繁荣，可以被恰当地视为经济形势已陷于两难困境的突出表现。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不仅变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显然，城市房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且保持高企状态的结果，使相当多的社会群体沦为所谓“房奴”，从而严重抑制了在其它方面的消费需求。撇开其它因素不谈，仅此一项，就足以使所谓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落空。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必然制约其它生产性行业的发展，或者使之进一步萎缩，最终危害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然而，棘手的问题在于，一旦旨在抑制房价上升、并且使之发生足够幅度回落的政策目标真正获得实现，它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上的危害性，也许更大，至少其短期效应是如此。原因在于，其结果将不仅使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若干行业急剧萎缩，从而直接导致大批依赖性行业的就业机会衰减，而且使深刻卷入房地产业发展状况的金融业承受巨大风险，而金融业能否经受住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的考验，尚是个未知数。更直接也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于对土地财政具有相当依赖性的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在其丧失了由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带来的土地收益之后，如何找到有效的替代性财源，以填补由此出现的巨大财政空白，满足维持日常运转所必需的财政开支，不能不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房价调控政策若其果真奏效，可能丝毫也不比其失灵，对当前的社会、经济以及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构成更大与更直接的现实威胁。而现在并未有丝毫证据表明，这些领域已经对此表现出更强的承受能力。由此可见，在地方经济对房地产业形成过度依赖的现实情况下，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目前受到房地产业绑架的论点，并非夸大其词。在这种不幸的经济特征出现之后，对于经济形势来说，有效的房价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快速自杀；而无效的房价控制，则必将意味着慢性自杀。这就是城市房价调控问题的两败后果，也是经济政策进退两难的根本原因。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社会目前已陷于某种险恶的秩序结构：政治局势同社会稳定关系密切，社会稳定同就业形势关系密切，就业形势同经济增长状况关系密切。在这种秩序结构中，经济，从而就业，从而稳定，不可避免地成为支撑社会秩序的单一基础形式。至此，经济发展与增长成绩竟沦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支柱。这就是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近年来无不不遗余力地、狂热地、也是片面地热衷于追求GDP增长的根本动因，从而成为导致当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动因。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可以预见，即使撇开由此促成的具有危害性的畸形经济结构不谈，在这种政治状况下，经济压力势必直接传导并表现为政治压力，从而经济危机必定直接转化成政治危机。这种秩序结构的危险在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政治构成的打击，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即时的。而实际上，政治危机其实早已存在，因此更确切地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理是，与其说经济危机导致了或催生了政治危机，不如说经济危机加剧了或加深了政治危机。
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这种情况明显属于社会危机降临的征兆，国家已处于社会危机爆发的前夜。
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在历史上自称以追求公正、民主的社会制度为使命而起家，并且发动人民以暴力行动成功推翻了前一个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