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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香港是这么一个城市：比曼哈顿还要喧嚣，比东京还要拥挤，每平方英里竟有6。7万人。但良好的信息通讯条件使它成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频繁涌动的国际性大都市。同时这台“永动机”也带来了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这些都是不利于家庭生活的方面。因为市区交通拥挤，许多商人每天都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在路上奔波，这就增加了社会交往的难度。所以宴会就成为香港人增进感情、密切往来的重要手段。在香港，文化生活的焦点不在美术或音乐上，而是在饭馆里。香港的大小餐馆有1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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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11
Title ：给自己的定价
Author ：林清玄
Issue ： 总第 191期
Provenance ：柔软心无挂碍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有一次我的小孩在看电视，电视上胡瓜正在访问林青霞。他看了就很感慨地跟我说：“爸爸，林青霞和林清玄才差一个字而已，长相怎么差那么多？”当时我听了就哈哈大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面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价值，我们在确定自己的价值时，应该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影响。
如果我们事事都要跟别人比较，才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要挂很多的头衔，才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那就表示柔软心还没有被开发。要靠外在的力量确定自己的价值，就会活在痛苦的状况之下。反过来，开发自己的内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慈悲、智慧俱足的人，甚至可能成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我们是不是愿意回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开发自己的价值，使自己的身心柔软，有创造力？创造力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每个人都要有创造力，并发展出不同的特质。
人，就像百货公司里的化妆品，你给自己的定价有多高，你的价值可能就有多高。
百货公司的一楼都卖名牌化妆品，价钱非常昂贵，从一千块到一万块的都有。以香水为例，每一瓶香水的成分都大同小异，但为什么有的标价一千，有的标价一万呢？还有一种香水更便宜，叫做明星花露水，一瓶33块，30年价钱都没有调整。这些闻起来同样都那么香的香水，价钱怎么会差那么多？结论是：“你给自己的标价有多高，你的价值可能就有多高。”
有次我到台中演讲，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来找我，他一看到我就很热情地抱着我说：“啊，很多年没见，你都没有变呀！”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的朋友。然后我就说：“不会吧！没有大变也有小变呀！”他听了有点不好意思，退后一步说：“呀，是变了，头发都掉光了……嘿，我知道有可以长头发的秘方。”
他告诉我的秘方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自己的尿，不只能治疗我的秃头，也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听说这个方法在中南部很流行。他跟我讲了很多喝尿的好处，还送我一套书，共有八本，书名是《奇迹的尿疗法》。
这八本书讲到该如何喝尿，最好的是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泡，但也不是整泡都好，只有中间那一段好，所以前面、后面都要去掉。这样说来，要接尿也不简单。
书上还说，如果你觉得光是自己健康还不够，还要家人也健康，但他们又不喝，你就可以在煮萝卜汤时，倒一杯你的尿进去，这样全家喝了都健康。早上喝咖啡也可以用尿来煮。
书上的结论是，只要喝尿，不管什么大病小病统统尿到病除，甚至癌症都可以治好。
这八本书都有一个共同强调的重要观点，首先，你必须对自己的尿有很坚强的信心，相信喝自己的尿可以治百病。如果你的信心提高到喝尿都面不改色的状态，我想绝大部分的病都能够治好。日本人很会作怪，说不定哪天喝尿不流行了，他们就发明“奇迹的大便疗法”。哦，那就更需要坚持的信心！
成佛当然也需要非常大的信心。在《阿含经》里记载着这样的故事：释迦牟尼有一天在恒河的南岸说法，有一位信徒知道天底下最有智慧的人在那里说法，就从恒河的北岸走了很远的路要到南岸去听法。但是到了恒河北岸之后，发现无法过去，若要绕路，走到对岸时法会可能已经结束了。怎么办呢？他问旁边的船夫：“请问这个河水深不深？可不可以过去？”船夫说：“浅浅的而已，差不多到膝盖。”那个人听了很开心，“那我就可以走过去了！”结果他就从河面上走了过去。
在恒河南岸听法的人，看到有一个人从河面走过来，都吓坏了，因为河水有好几丈深。他们就问佛陀：“这是不是菩萨示现？他怎么可以从河面上走过来？”佛陀说：“不是，他不是菩萨的示现，他跟你们一样，只不过他对我所说的法有绝对的信心，所以可以从河面上走过来。”要有可以走在河面上而不沉下去这样的信心，才可以修行佛法，得到成就。
哪一天，如果你到了基隆河或淡水河，走到河面上却沉下去，那表示你的信心还不够，还要再往上提升一下，提升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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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712
Title ：我的工读生涯
Author ：萧乾
Issue ： 总第 191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3。18
Nation ：
Translator ：
说起教育，我的起点很难再低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家学，小时除了木台上供的几本蒙文家谱，就是一本翻得稀烂的皇历。从家境来说，小学毕业都很勉强。
我在小说里咒诅过我早年上的学校。人到老年，心态平衡了，又不能不感激我早年生活另外的一面：工读。由于这种办法，才使我这孤儿把中小学对付下来，尽管由于带头闹学潮，高中没毕业就被迫请了长假，可后来还是混进了大学。回想起来，不能不感谢早年的工读。
四十年代当我披着黑袍在只有世家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大学徜徉时，我忽然记起我那孤苦的童年时代，恍如做了一场梦，东跑西混就进了这十五世纪的皇家学院。那时以及以后，我经常提醒自己的是：千万不要忘本。
我很幸运，在国内外都进过最高学府。然而我的底子差，教育受得也不完整。
我是从私塾读起的。那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大屋子，是尼姑庵的一间堆房。我们十几个孩子（当然都是男的）成天扯了喉咙喊“子曰”。教学法是干背，到时背不上就打。老师仰坐在一把快散架的太师椅上，成天“吧哒”他那根兼做刑具的老长老长的烟袋锅儿。不讲解，不训导。从早到晚就那么“喊”书。只要喊声不断，师生就相安无事。声音一断，或者小了下来，他就找岔儿打板子。
老师还有个职务——或权柄：他掌管一块木牌，为了限制学生出恭，每次凭牌只放一名。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起接力：一个孩子刚回来，另一个准立刻接上去。
其实，揣上木牌我们并不奔向那作为厕所的空地，而是借机闲散一下，在尼姑庵里到处。有时去前殿偷看尼姑焚香念经，有时在草丛里捉起蛐蛐。反正干什么都比关在那大黑屋子里开心。
我真正的小学教育是从长老会办的崇实小学开始的。由于我上过私塾，所以一进去就插进三年级。
这所小学设在大小三条衔接的横胡同里，是一长排教室。关于这所小学，我的记忆模糊了，可我至今还记得学校斜对门有一排红砖洋式平房，前面还砌着一道花砖墙。冬天下学时，临街的那间长屋里灯光灿烂。大概是间书房，沿墙都是书架，时而还可看到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在翻阅架上的书。真巧，四十年代后期我遇到了那位主人——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我告诉他二十年代初，他那间书房的灯光曾指引过我的生活道路：我一生就盼着自己也有间书房。这憧憬今天总算变为现实了。
尤其难忘的是崇实用工读办法让穷孩子也能上学。那里设有地毯房、小型印刷厂和羊奶房。我干过地毯：从绕线、织杂毛或粗牛毛毯直到织上羊毛地毯。我是在刚织上土耳其凸花活时被调去送羊奶的。
我写过那阵子挨过的打骂，然而在九十年代来回顾七十多年前的那段日子，我还是蛮感激的。我甚至觉得工读是种值得提倡的可贵的办法。
我对眼下的中学教育不大了解，只偶尔听人说学费贵得吓人。对于在商潮中发了的家长，这当然不成问题：要多少老子就拍出多少。可是贫寒子弟呢？难道交不起学费就失学吗？
我认为应当提倡工读。工读不仅仅解决了因经济原因而失学的问题，对于锻炼孩子的性格也大有好处。
说起工资来真可怜。那时起早贪黑，一个月只挣一元五角。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妈妈就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黄昏辞世了。
羊圈里干的都是露天的活儿。这里没啥技术，但需要的是一颗爱动物的心。打扫羊圈，尤其喂羊，都是挺愉快的活儿，但我怵的是送奶。前后襟背上十几瓶奶，天没亮就蹬上车，穿过没有行人的大街小巷，我不在乎。我怕的是把新奶瓶放下、取走空奶瓶时，洋狗汪汪汪地死死纠缠。我手里没棍子，就只好把那辆破自行车横过来抵挡。
我顶喜欢放羊了。把羊群赶到安定门去牧放。那时城墙和护城河都还在。我们来到护城河边，羊在坡上吃草。后来每当我读起西方早期文学中的游牧生活时，我的心总驰往早年在安定门外牧放羊群的日子。
我就是这样，读完了我的初中。
我同文艺的关系，应该说始自1926年。初三毕业后放暑假，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北新书局招考一名练习生。我穿上一件新浆洗的蓝大褂去应试，居然就被录取了。
北新书局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一家新文艺出版社，印过鲁迅、周作人、徐祖正、冰心和刘半农等作家早期的书，并发行过鲁迅主编的《语丝》周刊。虽然我仅仅呆了三个月，那却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文艺。
书局的规模不能再小了。除了三位东家，就只有我这个练习生和两个伙计。
那三间南屋里，既搞编辑，又办发行。外屋架子上摆着本版和外版图书，我坐在里间靠角落的一张书桌上，校对图书和每期的《语丝》。我记得经我校对的有徐祖正的《兰生弟日记》、刘半农的《太平天国》和章衣萍的一部畅销书《情书一束》。
在北新那三个月，我同文学出版结了不解之缘。当时倘若我一直干下去，说不定这辈子就以出版为业了。可我同那两位伙计搞了一场罢工的闹剧。当时想取消他们和我在待遇上的差别。他们每晚用桌子拼起来当床，我则由书局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里开了每月四元租金的房间。我替他们感到不平，认为应该给他们也各开个房间。恰好那时我刚读了一本讲罢工的小册子，于是，一个早晨，我们三个就丢下工作开溜了。在街头浪荡了一天，满以为晚上回去就得到肯定的答覆，谁知我们得到的回音是：三个一道滚蛋。
这时我进高一了，崇实的教务处刚好缺人搞油印，就把我叫了去，言明蜡纸由各科老师写，我光管印。活很轻，可成天闻那汽油和油墨的气味，很不好受。
经于道泉和李安宅的介绍，这时我已参加共青团，并且在崇实组织起“少年互助团”。另外，又参加了北平中学界的十人通信团，以致引起胖校长的戒心。他们索性让张作霖的侦缉队把我抓到报房胡同拘留所里，囚禁起来。那阵子连小孩抓进去也会拉到后院枪毙，我却侥幸被放了回来，交给学校软禁。北伐军到北平时，我才恢复自由。后来被迫请“长假”，流浪到了广东汕头。
回到北京，上了不需高中文凭的燕京国文专修班。那里有马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的一个职能就是替贫寒学生找零活儿干。校园里，中外教职员需要人去打零工，也到那里登记。不论轻重和脑力体力活儿，每小时一律两角五分钱。
我干过不少工种，曾经给一位外籍教授推过草坪，看过洋囡囡，但更多的是教洋人华语。我是道地的北京人，四声拿得准，这就大大吃香了。
我的工读生涯是从体力发展到脑力劳动。弄到一张文凭考入辅仁大学后，我又当了英文系主任雷德曼神甫的助手。他是因失恋才当的洋和尚。他成天喝酒，吟情诗，卷子常推给我去判。学校则不但免了我的学宿费，每月还给点零用。那时我已开始向熊佛西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了。记得我介绍过爱尔兰的小剧院运动。
1933年从福州教完书再回到燕京，我就向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写起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