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个评价，并非客气之词。应当说，阎锡山作为同盟会的骨干，投身革命多年，参加太原起义并非投机，但他在紧要关头的机警和园滑却又非常人可比。这使他在历史重大关头获得了厚利，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年春节；阎锡山要回老家过年。因为是当“大官”后第一次省亲，部下的亲信们就认为这次一定是“衣锦还乡”，因此就安排得异常隆重排场，要显示显示督军的威严和气派。于是，拟了一份筹备计划，有庞大的随从队伍，携带贵重的各色礼品，准备笔挺的洋服和炫目的军服，光大小车辆就备下三十多辆。呈给阎督军以后，阎眯起眼瞅看了一番却摇了摇头，拿起笔全都勾掉了。部下吃惊不小，心想这还不满意，如何是好？不料，阎锡山只要一辆旧吉普车，随员也只有两名士官和一名司机。车开到河边村头，阎即让停车。下车后，又取出随身带着的外祖母亲手缝制的中式衣服，认真地穿戴起来。尔后，让士官和司机跟在自己身后，步行着进了村。一路走，一路跟村民打招呼，说家常，一行四人，足足走了个把钟头才到家。
这个习惯，阎锡山一直坚持了很长时间。当都督不久，他就在家乡大兴土木，耗费重金建设府第，前前后后陆续建设二十多年。近千间房屋的二十多个院落，气势不凡，金碧辉煌。一朝为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威风凛凛。他并没有脱出几千年来当官摆架子的常规和心态。而他本人出入河边，却又坚持一副本份的常人打扮。这一方面显现了他出自社会底层，又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有比较浓厚的民本思想；而他的行为习惯，既蕴含着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显露出淳厚民风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体现了他善于以低姿态掩饰自己，以换取百姓的好感。生活中的这种接近平民的作风，与政治上善于韬光养晦相一致，都是阎锡山做人的重要特点。
避难到包头 逢迎袁世凯 保住都督职位
北京眼皮底下的太原起义成功，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杀，还是使清廷大为震动，立即发表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令其带兵入晋平乱。山西军政府也赶忙调兵遣将，准备抵抗。而此时，清廷内部迫于武昌起义及各省宣布独立的巨大压力，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清廷以小皇帝溥仪的名义下了所谓“罪己诏”并解散了皇室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并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当时，主持小站练兵起家，在变法维新中投机得宠的袁世凯，在慈禧死后，也赋闲在家，等待时机变化。因为他手中有兵权，革命派一方和清政府一方，都把稳定大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资政院公举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新内阁。袁世凯欣然接受，正要从武汉北上。面对即将入晋的吴禄贞部，阎锡山一面准备抵抗，一面派出议和专使，到北京与北洋大臣段琪瑞接头，寻求新的靠山。但他没有想到，奉命带兵来山西平乱的新任巡抚吴禄贞，原来是一位老革命党人。
阎锡山刚当大都督时就吃了一吓，还有些心神不定，因此，不免对吴禄贞的邀请满腹狐疑。那是一天晚饭后，卫兵通报说原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求见，阎让进来。熊国斌进门后却一言未发，掏出手枪就向阎开枪。阎大吃一惊，情急之中倒还机敏，一矮身躲到椅子下，躲过了第一枪；熊国斌再开第二枪时，阎已转过神来，抄起脚边的铜痰盂猛砸过去，使他受到惊扰，无法瞄准。而这时，阎的卫兵枪响了，熊国斌受伤当场被擒。熊国斌是满族官员，原本不赞成革命，阎锡山当了都督提拔大批部下，又没有他的份，因此怀恨行剌。虽然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熊国斌又被扔进石灰池中活活烧死了，却也造成一场不小的混乱，让阎大都督多日心神不宁。熊死后，其部下立即溃散，在太原市内大肆抢劫，阎锡山和副都督温寿泉亲自带兵弹压，好不容易才平定下来。
吴禄贞一再诚恳邀请，又经部下多次劝说，并保证到石家庄没有问题，阎锡山才勉强同意东行。但在预定动身的时候，他又多出一个心眼，谋算说：“石家庄蒙还是不能去。那是吴禄贞的地盘，万一有变，如何是好。”于是又突然变卦，坚持把会面的地方改在娘子关。吴禄贞爽快答应，并取笑说：“昔日关云长敢单刀赴会，何以今日的阎百川不敢来见盟友，岂地灵人杰耶，时移势易耶？”见面那天，阎锡山由大批警卫人员护卫到了娘子关车站，而吴禄贞只带了三个参谋。
秘密会谈中，吴禄贞一再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场，对阎锡山坦言，我是老革命党，你大可放心与我合作，我还会骗你吗？说得阎锡山很是惭愧。吴禄贞明确表示：清室授我为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决不就任。我们站在共同的革命立场上，亟愿意与山西携手。他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大坏人，袁如回到北京，掌握大仅，革命就有很大危险。并高度评价山西的起义，认为山西起义，清廷震动，山西是革命最重要的堡垒。中国万一有事，海疆是不可靠的，山西这个堡垒，要好好爱惜，好好布置。现在趁着清军大批南下镇压革命，北京空虚之时，双方组成燕晋联军开进北京，革命大业胜利即成定局。革命前辈吴禄贞的这一番话，使年轻的阎锡山受到很大鼓舞，对山西位置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阎锡山表示，吴的分析甚有道理，这是天赐良机，不仅山西可保，还能趁机进入北京，就立即表示同意。双方达成协议：组织燕晋联军先占领石家庄，切断清廷南北联系，一俟时机成熟就直捣北京。于是推举吴禄贞为燕晋联军总司令，阎锡山任副司令。山西先派出两个营进驻石家庄，听从吴禄贞指挥，随后再派出一个旅为后继军。
这是阎锡山担任大都督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在他看来也是成就更大功业的天赐良机，眼看着胜利在望的行动就要吹响进军号了，阎锡山颇为得意，但机遇的转化只在一瞬之间。吴禄贞的革命倾向早为袁世凯所忌恨，此前几日，吴禄贞又在石家庄截留了袁世凯由北京运往武汉的一批弹药，袁世凯恨之入骨。在得知吴禄贞联晋反清的密谋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即指派人带重金三万到石家庄活动，想方没法刺杀吴禄贞。吴禄贞的卫队长被收买，吴禄贞自己又麻痹大意，11月7日，也就是燕晋双方会谈达成协议仅仅三天，吴禄贞就不幸被刺身亡。部队失去统帅，立即四分五裂。除孔庚等人率一部投靠山西之外，其余大部溃散。已到达石家庄的山西军队，也只好匆忙退回。这一突然变故，使刚组建的燕晋联军夭折了，也让阎锡山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
不几日后，11月14日，袁世凯从汉口顺利到达北京，着手组建内阁，并很快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率部进攻山西。曹锟于12月初亲率卢永祥部由石家庄向山西进军。进攻的北洋军队有近20个营，防守的山西军队只有三、四个营，虽经激战，但寡不敌众，到12月12日，山西重镇娘子关失守，晋军溃退。
阎锡山先是在娘子关前线视察督战，亲眼见到清军兵力强大，难以抵挡，便急速撤回太原，惊慌失措，心情十分沉重。撤回太原后，立即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阎在会上力主放弃太原。他认为，时局一日三变，难以料定；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今后将决定中国命运。攻到娘子关的部队又是袁世凯的嫡系，山西没有力量对抗。太原离娘子关不过半日路程，关已失，城何能守？以保存实力为理由，他主张弃城北撤。他后悔娘子关联吴之行不够慎重，不仅引来了大祸，而且得罪了拥有重兵的袁世凯。他甚至后悔不该争这个都督来当，到如今成了引火烧身的由头。他先是想把都督的头衔让给周维藩（周是原外八旗巡防统领，太原起义将领），但周坚持不受；后来，吴禄贞的部下孔庚来附，他又向孔庚提出，希望孔庚能临危受任，代他渡过难关，可孔也不同意。情急之下，阎锡山声称自己要去五台山当和尚。抱着这种心态，阎锡山无论如何也不肯留在太原。副都督温寿泉表示反对，认为太原是革命根据地，不可随意放弃；况且，清军尚在几百里之外，仓皇出走只会动摇军心。争执结果，阎锡山反正是坚决不肯留下，于是就让温寿泉镇守太原，全权指挥抗清事宜，他自己与赵戴文带领一行人，取道清军兵力薄弱的晋西北，向内蒙包头方向撤退。
撤退时，阎锡山顾不得都督的身份，真的打扮成一个和尚模样，骑了头小毛驴出行。倒是孔庚颇有心计，认为这个样子出走，未免太狼狈，就建议阎锡山发个通电，声明自己此行是进军北伐，以保全革命军的名誉。听了孔庚的意见，阎锡山才沉下心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人与北路军取得联系，并发了通电，任命孔庚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朔方兴讨使，做出一副向北进军的姿态。12月下旬，到达晋西北的河曲县时，寒冬腊月，军队还没穿上棉衣，吃饭也成了问题。阎锡山采用向地方借款的老办法，派张树帜带兵到河曲筹办军需，开口就要白银二万两。河曲知县还是清廷官员，不买都督的帐，与地方绅士串通一气以罢市抗拒。张树帜便令士兵将知县捆起来痛打一顿，知县只好求饶。市面马上开张，二万两也就到手了。此时，包头革命党人率领部队也前来归附。原来在此之前，包头革命党人已经准备好响应革命，发动起义，但却遭到五原同知樊恩庆的暗算，大批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军官都被杀害。他们强烈要求阎锡山进攻包头，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接着，丰镇革命党人也因起义失败，率兵来投。几支队伍合并到一起，马步兵已逾3000之众。撤退途中得此意外收获，阎锡山甚为高兴，认为又是天赐良机，自己就索性来个进军北伐。于是与众人商议一番，兵分三路，直扑包头。
1912年1月11日，革命军进抵包头。包头守军不知这军队从何而降，仓皇应战，而进攻的革命党人满怀深仇大恨，英勇冲锋，奋力拼杀，只不到一天时间就把包头攻下来了。1月13日，在举行入城仪式时，众人要求阎锡山穿上大都督戎服，骑高头大马率队入城，以显示革命党人的威风气势。阎锡山虽然对占领包头十分满意，兴奋时却也又多一个心眼。他私下向赵戴文表示，包头刚刚攻下，清军余部尚未肃清，入城混乱之时，会不会有人趁机施行暗杀？赵戴文明白这个老乡的意思，当即自告奋勇，愿意替都督担险。到入城仪式进行时，赵戴文身穿大都督戎服，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面，竟然真的有埋伏在街边的人向骑在马上的“都督”开枪。幸好不曾击中，却也使阎锡山在暗自庆幸之余，冒了几身冷汗。进驻包头后，阎锡山当即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将包头改名为东包头，并着手整编军队，扩张武装。进包头不几日，因南北开始议和了，山西巡抚张锡銮等人就派代表来迎阎锡山回太原。阎锡山怀疑是诱他回去以擒拿邀功的阴谋，于是不肯离开。不久后，又击溃了清绥远军的反攻，并攻克清军所占的托克托城。
在后来的回忆中，阎锡山将此次逃跑式的撤退，美化为“北征”，似乎逃离清政府重兵所指的太原，置他的根据地和老家于不顾，也是一次胸有成竹的战略转移。其实，在他北逃之后不久，执意留守太原的副都督温寿泉也带着残兵退往晋南，革命起义的太原已然变了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浓烈的“为尊者讳”的遗风薰陶之下，此等当事者或阿谀者涂脂抹粉反倒弄得不伦不类的事例实在太多，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阎锡山逃离太原，反倒因祸得福，不仅在包头打下了此后发展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这也是命运对他的一次大照顾。
阎锡山在包头享受意外胜利的时候，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戏剧性的变化。1911年年底，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议决中华民国纪元改用公历，以宣统三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而于上年11月已到北京的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大权在握，看出了革命政府虚弱的真相，因此不断给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心要窃取革命的胜利成果。革命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对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人物袁世凯抱有幻想。孙中山迫于内外重重压力，不得不与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定都南京、实行共和，对革命起义的省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