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非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建设山西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对于“主义”的重要性，阎锡山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也承认，“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承认当时的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因此，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他可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断。他也肯虚心地向专家学者请教，曾延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也曾不辞辛苦地、频繁地亲自参加和主持讨论。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思想防共”，阎锡山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义”。他说：“他有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出了纲领性质的“主张公道歌”。歌云：
一、主张公道。公道才是社会真精神，主张公道不留情。扶助好官绅，打倒坏官绅，人民人民，大家兴奋。
二、热心。主张公道第一要热心，热心才能擒坏人。如有公务员，做甚不务甚，
制裁制裁，不稍留情。
三、公平。主张公道第一要公平，公平才能服众人。如有司法官，断案不公平，打倒打倒，不稍留情。
四、认真。主张公道第一要认真，认真才能做成功。如有坏军队，骚扰我人民，攻击攻击，不稍留情。
五、牺牲。主张公道第一要牺牲，牺牲才能成大仁。有人做汉奸，勾结敌国人，处死处死，不稍留情。
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适应形势的宣传，而与“主义”无法相提并论。
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曾组织力量研讨“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他承认，“现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怎样才是合理的制度呢？他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最终他没有钻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也没有突破迷恋权术的桎梏。他的大量的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中心的言论，也多是在处人处世方面发些似是而非或园滑无用的意见而已。就是说，在“道”的方面，他是个盲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或学说方面有过努力的话，其成绩也多在“术”的层次。
其实，阎锡山一方面下大力量进行理论研究，努力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他用极大精力“创造”所谓“物劳学说”，本来是为了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另树一面旗帜，在两条道路之间另辟一条道路的。他却又在讨论会后对亲信们说：“政治是一种艺术。咱的物产证券就是口吹大洋。”还说，“按劳分配就是一支电鞭。电鞭在手，就可玩虎。”这充分证明，他并没有把理论当作一种指导行动的旗帜，没有把理论作为奋斗方向的指针，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可利用的手段。
既然如此，在那冠冕堂皇的理论词语背后，就还有一个真实的目标。
以他自己概括的“五大奋斗”而言，其中心目标不过是“存在”二字。当然，存在是现实的基础的目标，没有了“存在”，失却了“存在”，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然而，为了存在而存在，却不是立于历史潮流之中起引导作用的人物所应奉行的原则。充其量，它只能是跟随历史潮流盲目沉浮的人物立身的依据。所以，他的所谓五大“奋斗”，除了开始投身反清革命时对“满清皇朝的奋斗”及建设山西过程中“对自然的奋斗”，尚属可征可信外，其余无不一一大打折扣。“对北洋军阀的奋斗”吗？投靠袁世凯，出兵抗拒护法军，作何解释？“对日本侵略的奋斗”吗？抗战中与日寇暗中频频勾结，抗战后保留和利用日军对抗人民，又作何解释？至于“对共产党的奋斗”，也不为正统的国民党所接受。对他与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激烈的言辞指责他是“阴结共匪，贴祸党国。”
阎锡山精明过人，为了存在而所施行的种种方针策略，成功处在于，增强和发展了一个小省弱省的实力，使他能够走出山西，走向华北以至走向全国；而失败处也在于，最终不明大势，与民主共和的潮流相对抗，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期望相对抗，顽固反共，落得一个孤家寡人，彻底灭亡的下场。
不论阎锡山如何精明，不论他曾用过多大功夫，在主义的探讨，社会发展方向的设计方面仍然是虚幻的。各种努力的结果最终也只能说是“经营有术”而已。
本书无意也无力对阎锡山及民国史作全面的评述，只是期望以简洁明瞭的线条，勾勒阎锡山一生的踪迹。在叙述的过程中，对这个复杂人物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同时也表示对一般历史观的若干不成熟的认识。可能有不同于传统观点及方法之处，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 参加起义 媚袁拥段 从都督到省长
出身于一个精明的投机商人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后有过从事商业投机的经历，因家庭负债又曾落入社会底层；投考军校，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机敏、狡诈，善于算计而不露声色，得以在太原起义后一跃而成为山西都督；势单力薄之时，寻找和投靠强大后台是生存的需要。逢迎袁世凯，拥戴段琪瑞，终于将山西军政大权独掌手中。
投考军校，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
山西省的北部，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的县就叫五台县。五台县有个名叫河边的村子（现已划归定襄）。村子的东边，是高高耸起的五台山余脉文山，西边是大片开阔的平川，不远处有滹沱河流过。“文山钟秀，沱水环流”，在多山而贫瘠的晋北高原，这里是一方富饶的土地。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一个日后在山西大地上耀武扬威，与这一方大地命运紧密相关的男孩出生在这里。他的乳名叫万喜，字百川。其父阎书堂，字子明，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一份田产，辛苦经营，日子过得很是殷实。阎书堂心地活络，处事精明，十五岁就开始经商，在一家商铺当小伙计。他聪明机灵，为人谦和，又善于说话，善于讨好和笼络人，不几年就锻炼成为一个老练而奸诈的商人。他不满足于靠着有限的黄土地谋生，一直想找机会投资商业，赚大钱，获大利。在儿子出生前一年，他在县城投资经营了一处名叫“吉庆昌”的钱庄，主要经营高利贷，出钱帖子，也兼营点杂货。所谓“钱帖子”，就是用木版自行印制的纸币，可在一定的范围内流通使用。阎书堂略通文墨，交际也广，只不过三几年时间，就把这小钱庄经营得十分兴旺，使阎家成为河边村殷实的大户。因此，阎万喜来到世上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富庶的小绅士家庭。
不幸的是，他六岁时，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撇下他走了。其父娶来继室后，家中难免常生纠葛，于是把他送到老丈人家寄养。外祖父家在河边村也是数得着的富户，俩老人对这没娘亲的小外孙特别疼爱，娇生惯养，照顾十分周到。家里又有几个表兄弟一起玩耍，因此，他在外祖父家生活过得还好。但自幼失去母爱，毕竟在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所以性格也变得有些乖僻。表面上沉默寡言，驯顺听话，实际上却倔强固执，顽皮胆大。孩童时代，就常常腰挂木刀，自封为指挥官，将小伙伴们分成两队，呐喊打仗；上树掏鸟蛋，下河玩水，有一次竟将附近狼窝里的小狼崽偷出来挂到树上，惹得母狼在村边昼夜嗥叫，使全村人惊诧不已。9岁上，小万喜随其表兄弟一起入私塾读书，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和儒学基础。他学习用功，成绩也好，受到先生的赞许。随着年龄增大，也时常惹事生非。12岁那年，因与同学玩恼了，吵得性起，便掏出随身带的小刀把同学刺伤，成了个不好惹的小霸王。阎自己后来回忆说：“我是个有傲性的人。我不愿意人笑我，亦不愿我笑人。十三岁时，在本村学校读书，曾因参加村中元宵节演武会，将鞋脱脚，飞到观者头上，致观者大笑，此后我决定再不参加演武会致人笑；又在村中观剧，见剧人以种种笑态博取观者大笑，遂决定以后再不观剧以笑人。”显示了他性格中内向、自律的特点。到15岁，四书五经基本上读完了，外祖父母也觉得不好管了，就让其父领他回家。
阎万喜回到家后，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精明的商人，就让他到自家的钱庄里当了小伙计。他学习生意很用心，站柜台，照料铺面，记账……，不多时，算盘就打得精熟，而且在父亲的调教下，学会了一套送往迎来的本领，不管什么样的客人上门，都能应对得面面光滑。他名义上是小伙计，实际是少东家，他很注意结交朋友，笼络人心，在钱庄里人缘不错，颇得好评。第二年，就是16岁时，听父母之命，从媒妁之言，阎万喜就娶亲成家。媳妇徐竹青，娘家离河边不远，也是一个富庶之家。徐竹青没有上过学，是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家庭妇女，夫妻感情甚好。
经商小有经验后，其父就把他放出去，让他外出讨债，参与“虎市”活动。当地当时流行一种叫做“打虎”的金钱生意。五台及周围县都是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各地的银子与制钱（即流通的铜制小钱）之间的比价出入较大，且经常波动，时高时低。这种生意就是利用银两与制钱兑换的高低变化的差价，买进卖出，进行金融投机的。交易双方不需要交付现金，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手续，往往成败就在一念之间，因而风险极大。但一旦成功，也获利丰厚。阎万喜成家后，在父亲的调教下，也钻进了“打虎”的旋涡之中。他千方百计四处打探消息，掌握行情，预测变化，用心捕捉时机，积极替其父出谋划策，屡屡见效，为“吉庆昌”牟取了可观的利润。不长时间，就显露出他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和精于计算的才干。
正是家庭的这种影响和在钱庄的这一段经历，给阎万喜的人生哲学打下了基础。市场行情的观察把握，人情冷暖的变幻应对，利害盈亏的精打细算，顺逆进退的见风使舵，这些在精明的商家身上必备的才能，他都具有了。后来，他把这些本领用到了政治上，把政治当作一场有更大风险也更有利可图的买卖来做：观望不定时决不冒然出手，用模棱两可、讨好各方求得左右逢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利可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应当说，商场如战场，商场投机的眼光和权术，与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生存发展的经世学问和政治谋略相通相似。
阎家的生意做得红火，但是好景不能常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当阎万喜干得如鱼得水之时，其父阎书堂栽了个大跟斗。投机失败，血本无归，债台高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