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林，男，1963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在香港大学法学院进修。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民商法教研室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中国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证券与金融研究所核心专家，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迄今已出版专著（独著及参著）、教材等十余部，并先后在《政法论坛》、《法学家》等中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除主要从事民商事法律科学的教学及研究以外，还曾参与我国合同法起草、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民法典的草案起草及有关部门组织的讨论。
内容简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商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要保持市场进一步繁荣发展，必须高度关注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但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还同时带有资产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在经济和社会的转轨时期，市场及投资风险无疑被放大许多，为避免投资成为投机和赌博，为降低商业投资风险，迫切需要提升投资保护力度。这既需要政府、司法机关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公众的觉悟提高。
投资安全与投资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如何认识权利商品的特殊性？如何降低商业投资风险？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话题。
（全文）
那么关于这种所谓的投资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商业性的，一类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资金的投入。这个界限看起来是清晰的，但是事实上有些时候相当的模糊。
我记得早在90年代中期在北京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个关于证券市场的案例。原告是北京信息学院的一个教授，张胜利，被告是当时的四通财务公司，张胜利教授之所以起诉告四通财务公司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在四通财务公司开户，买卖股票，那么后来四通财务公司没有经过张胜利教授的许可，给他做了一个指定交易，也就是说，指定交易的核心就是说你如果张胜利教授以后再去买卖股票和转存款项的话，你必须通过四通财务公司而不能通过任何其他的公司来办，除非你撤销这个指定交易。可是这个事情指定交易做完以后，四通财务公司并没有跟张胜利教授讲，所以张胜利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从前的做法一样，可以在A公司买股票，到B公司卖股票，到C公司去把钱提出来。那么有这么一天张胜利教授就跑到另外一间公司证券公司去下单买四川长虹，当时下单的价格是七块六毛钱，下单以后，营业员告诉他你这个单子执行不了。那张胜利教授就问为什么执行不了，说执行不了不知道，原因很复杂，多种多样，经过了百般的讨论以后，最后营业员告诉张教授说可能是由于你自己的账户方面的原因出了问题，你得回去看看你的开户的证券公司到底怎么回事，有可能是被做了指定交易，所以你在我这个机构是不能下单的。那张胜利第二天就跑到了四通财务公司去问营业员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单子在别的公司下不去，最后被告知的情况是你被做了指定交易，而我没有告诉你，对不起。于是张胜利教授一气之下就回了家，从此洗手不干，叫做金盆洗手。
在以后的若干年当中，四川长虹曾经一度它的股价涨到60多块钱，所以张胜利教授事过境迁了许久以后，然后就起诉告了四通财务公司，说如果当时我按七块六毛钱的价格买下来，买的数量如果是三千股，那么在最高的股价比如说七十块钱左右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卖掉，每一股我会获利五十多块钱，近六十块钱。那一共三千股，你赔我，15万。但是同时由于我是个消费者，你是个生产者和经营者，你的行为隐瞒了事实真相，没有告诉我真实情况，属于欺诈，所以你应该加倍处罚赔我三十万。而且当时的法律依据，起诉的时候所依赖的法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9条。那么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那么这个知识分子所提起的一个诉讼所依赖的是什么呢，依赖的是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那我们说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这个界限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消费，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是为了喝的，不是为了买了一瓶矿泉水是为了转售出去的，那你能够说它是投资吗？能说它是商业性的？你只能够说它仅仅是个生活消费。那么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最后法院驳回张胜利教授的一个主张，说你应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个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买股票、卖股票不是生活消费，而是一种投资，而是一种经营，既然是投资，既然是经营，就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关系，而只能够按照一般的民事法律加以处理。
那么当然法院并不是完全驳回了张胜利教授的请求，而只是赔了他几千块钱，理由是由于你限制了人家给人家做了某种交易上的限制，使人家的选择权受到了影响，所以与这种选择权受影响而产生的损失，是应该由你四通财务公司也就是被告来承担的，除此以外你的全部请求被驳回。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一个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所谓的投资经常被错误地使用着。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投资是那些或者旨在增值或者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投入的资金行为，这个我们才把它叫做商业行为。那么一旦你是以商业的行为商业的投入的方式去从事一种活动，风险随之而来，这种风险不是我们市民社会所遇到的风险，比如说不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借了我的钱，突然之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没办法还钱，不是这种小的市民社会当中出现的风险，它的风险被放大了很多倍。
经济学角度我们可能会把经济社会当中或者市场经济生活当中所出现的总的风险，区分为所谓的系统的，和非系统的两种风险。那么对于这种系统的风险就是整体风险或者叫宏观风险，应该说个体的投资者是永远无法抵御的。有人说分散投资可以，我一部分钱买了外汇，一部分钱买了房子，一部分钱做了储蓄，另外一部分钱做了其他的，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避免这种所谓的系统风险呢？很难。你比方说股市整体下跌，应该说最近这两年中国的股市一直在跌，有谁赚了钱？应该说没有人赚了钱吧，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九十人可能都亏了。轻者亏一点点，重则拦腰斩断，那么这种风险你说谁能够抗拒得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东西去改变这种状况，总体的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的稳定，宏观政策的良好，保持这个市场的稳定，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抗拒的力量，这是系统性风险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如何我们站在一个个体的投资者的角度，或者站在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我们无法去对抗这种所谓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仅仅是那些个别的，微观的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风险靠国家，非系统性的风险靠自己。所以我们说投资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对于个体的投资者而言，更多的局限在我们所说的个别风险，或者是非系统性风险领域当中。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看风险可能又会不一样，我们实际上在民商法领域当中我们还要看民商法领域当中所看到的风险是什么？民商法领域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风险应该包括了这么几种很特殊的情形，一类情形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构成了欺诈的基础。那么因此有人说为了避免欺诈我们就让信息去对称起来好不好，这叫痴人说梦，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信息的完全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你所掌握的信息肯定是有局限的。比如说你投资办了一个工厂，或者是买了某一只股票，那么我们的问题是难道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对这只股票的理解真的如此之精确和透彻吗？有没有你所不知道的，别人知道的，对股票市场可能会产生影响的，那些情形呢？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你肯定不敢做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说我完全知道，不可能。所以在一个现实社会生活当中，信息不对称是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存在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只可能减缓它的影响。那么因此，信息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构成了欺诈的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是消灭不了的，但是法律又必须做出一定的努力，去消除或者减缓这种欺诈而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期望值过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者心态的问题。这个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浮躁之下人们对于利润的期望值就变得巨高无比，所以人们经常会问我的投资能赚多少钱呀，你要说1％，你说这还叫赚钱吗？好歹也10、15％吧。你们去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你们去看看国有企业每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能够到这个数字吗？到不了。你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机会赚到10％，15％，20％，甚至对半开的利润有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者的一个期望值过高的问题，而过高的期望值之下，他知道是实现不了的，于是他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努力实现它，比如说我采取高利贷，我借给你钱，你给我20％的利润行不行，但是风险我不负，你们会看到这种焦躁之下，人们期望值过高，而带来的另外一层风险，就是对于法律规则的一种破坏，这是商业上我们看到的或者法律上我们看到的第二种情形。
法律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种情形，我觉得是最值得担心的，是我们的制度稳定性。有些人希望做长期投资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比如说有些人建造一个房屋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而是去租，卖和租是不一样的，卖是希望尽快地变现，而租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收回投资，但是真正想出租房子人多吗？比如说我们会了解一下开发商，有多少个人愿意把一个物业当作出租房屋留下来，在未来的若干年当中去实现它的利润回报？很少。能卖的绝对会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十年对八年以后的情形不放心。那么谁还敢做出一个长期的投资安排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现得利，我今天投资今天就把钱赚回来，所以当法律丧失了安定，当法律失去了稳定的时候，它所带来的风险变得更大。所以我们看到了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当作我们的风险，生活的、经济学的，包括我们所说的在法学上，或者在民商法领域当中我们所见到的风险加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总的风险非常之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办企业和投资风险，应该说创办企业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投资方式之一了。企业的获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好处。前天我看到了一个案例，看了以后我觉得挺高兴的，我说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是一个国有的运输公司的一个职工，以前给单位开大货车，到处拉运输。有这么一天车开到马路上，刹车刹不住了，撞到了人行道上，把一个老太太给撞死了。那么由于他开的车是单位的车，自己又是司机，那么然后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就把他们两个人给告了，一个是告了司机工作的单位，另外加上这个司机。两个人都当了被告。那么经过法院的最后的二审的判决，法院的判决是运输公司付17万赔偿款给受害人家属。这个事情就算了。了结以后这个职工说，那我干脆自己做生意吧，事情都没了，我自己做生意吧。于是自己借了一部分钱，加上自己若干年的储蓄，花了不到20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货车，自己上街去跑运输去了。车没买多久，被法院给扣封了。法院查封的理由是什么呢？法院查封他的理由是当年你在那个国有的运输公司任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而这个交通事故的赔款不是你付的，虽然你是被告，而是由单位付的，那么现在单位起诉又告了你说它替你垫付了其中的一部分钱，而这部分钱你应该还给单位，比如说17万当中的一半是你应该还给公司的，是应该你付的钱，而公司替你垫付了，现在公司找你要回来。于是呢，原告第二个概念的原告，就变成了他曾经供职的这间运输公司，他自己成为被告，车就因为诉讼保全被扣下了。
那么你会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奇怪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对于风险的估量是不足的。这个风险在哪儿？这个风险就在于那个事情虽然对于受害人而言，第一个案件对于受害人的赔款是解决了，但是在支付了款项的单位和驾车司机之间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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