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人世间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进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看，我们只能说以上两种心理状态都有其吸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出入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其是而来。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只能产生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理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必牵动群众。韦伯铺陈叙说以精英分子（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其书在今日的用场。
前已道及布罗代尔教授的著作，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胜于大幅连篇之铺陈。这一点他的立场可谓与韦伯相反。布氏对中国的了解不深，才将湖南误认为一个滨海的省份，又以为中国曾在1644年被“蒙古征服”。虽说技术上的错误不一定会推翻整个观察结果，可是从此也可窥见，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hist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
布罗代尔提到中国商业，他剀切的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以外的体系。他说：“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的作业。”
布氏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大部得自前匈牙利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Balasz）及最近曾将中日两国传统组织作过一段比较的杰可浦斯（NormanJacobs），两人均强调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展开。布教授就此指出中国在分裂时，两大部分需要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从此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有如明清之大帝国，其“窗户及瞭望台”（windowsandlookoutpists）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夷人，而且或开或闭。即广州十三行之贸易，也在如斯条件下举行，于是贸易有季节性的变化，而不是经常开放。因此中国有效率和有组织的商场与市集，在统一帝国主持之下不复存在。
商业虽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一物。本章前已提及中国官僚组织阻塞了两者的展开，但这仍不是一切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多面体的一面。事实证明，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大清帝国也于1911年垮台，而中国并未能因此种障碍废除而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改组。布罗代尔著作中最大的缺陷，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势不可逆转（详上注释＇14＇）。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与现代化不可区分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界，尤其要附带解决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extensionof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这也缘于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了历史的纵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者从事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国名历史家在书中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之眼帘，本书不过将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荷兰及英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转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义在国际间之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主义之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有若干资本主义因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事，和我们企图综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量当中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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