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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老嘎和一位战士到昆明去外调，乘坐火车，买的是硬座。火车很挤，没有座位，一直站到昆明。到了那里，没有找到调查对象，没有休息，立即返回，又站了两天两夜。来回加起来是四天四夜。回来时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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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科长发动二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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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老嘎最棘手的问题是解放初期中电三厂（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三分厂——原属国民党领导）的一把火。这本来是已由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作出结论的问题，由于电线老化造成的火灾，并非由敌人故意纵火所致。但是这次又由军宣队提出重新审查。中电三厂的问题涉及的人大约有十几个，经过详细阅读研究材料，焦点集中到一个名叫叶炯的人。他原来是中电三厂的总务科长，已被判刑，刑满后在宁波继续劳动改造。老嘎经过军宣队批准，决定到宁波去审查叶炯。同行是美工师屠居华。
老嘎和屠居华找到了叶炯，就一些疑点提出问题。叶炯却一口咬定他所交代的都是事实。说他曾经见过韩国二战时期的总统李承晚，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发动的。他说他在中电三厂组织了一个潜藏的反革命集团。更有甚者，他在当地农村还组织了一个反动集团，成员就是当地的一些青年农民。他主动给自己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总之，他胡编乱造了许多材料，唯恐天下不乱。老嘎和屠居华识破了他的拙劣伎俩，再三追问他，李承晚是怎么到你家的？李承晚是什么模样？你是怎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等等。叶炯的回答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逻辑可言，显然不是事实。这样一来，他就使许多清白无辜的同志陷入悲惨的境地。老嘎和屠居华一方面向他再三说明党的政策，一方面拆穿他的谎言。终于在第三天，叶炯承认他过去的交代材料纯属捏造，推翻了以前所写的内容，重新写了一份比较符合实际的材料。如果说老嘎和屠居华的这一次行动挽救了十几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并不过分。如果老嘎为了保全自己讨好军宣队，昧着良心把这些同志都定成反革命，他们将遭受更多的折磨，甚至是牢狱之灾。我问老嘎，叶炯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嘎说，他最后坦白，他想把问题搞严重了回到监狱里去，在那里劳动下班还有现成的饭吃。现在他孤家寡人一个，劳动回来还得自己做饭，不如在监狱舒服。到现在老嘎和我谈起叶炯的交代材料，我们还觉得十分可笑。一个小小的总务科长还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承晚居然还到过他家，这么幼稚可笑的谎言竟然骗过了许多人。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有多混乱、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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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个反革命分子也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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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已经搞了一年，还没定下一个反革命分子。军宣队怎么向上级交代？有一天，军宣队的第一把手来到五七干校召开各连材料组成员大会，一开始就说今天要定几个“军统”，几个“中统”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整个会场，杀气腾腾。然后让各连材料组汇报进展情况。在汇报过程中，老嘎一直在思想斗争。他应该说真话？还是沉默不语？他充分了解军宣队的权威，知道将碰到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巨石。但他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发言：“我看一个也定不了。所有的材料都还张着口子，问题没有落实。”老嘎说完，全场鸦雀无声，老嘎是材料组组长，他的话有相当的分量。接着，军宣队领导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一位材料组成员低声对老嘎说：“你今天放了一颗卫星。”老嘎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句话是褒是贬。我说，应该是肯定你的意见吧。接着，军宣队成员到各连材料组去放风说“材料组也有左中右。”“有人要给反革命分子翻案。”和老嘎知己的同志告诉他小心点。无形的强大压力使老嘎心里委曲又愤慨。他说这句话是确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是负责的，没想到会招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太缺乏政治头脑了。他原以为提出问题可以讨论。人家军宣队急于拿出成绩报功，他却给人迎头一棒，干脆直说一个也没有。老嘎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身体承受不了，头疼头晕，血压升到120…200汞柱。经大夫检查，诊断报告“高血压危象，建议回城就医”。我送老嘎回到北京家中，也不了解详细情况，也不能问，他也不能说，我又不能逗留。把他一个人撂在家里就走了。其实后来他也就没事了，乐得在家逍遥了一个星期，孩子们也特别高兴能和爸爸亲热几天。
不久，“林彪事件”发生。军宣队对反革命分子定案的事情也不大过问了。最后，事实证明，军宣队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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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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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学校开始，领导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家属不许来，来了也不能留宿。“林彪事件”发生后，形势大变。孩子们可以来这里度暑假了。大家如同得到了大赦令，许多孩子暑假都到五七学校来了。
佳佳成年后，我曾经问她，你觉得你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她想了想说，一是在五七学校过的暑假，还有是地震时住在地震棚里的时候。
怎么说呢，大人遭难的时候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好像是老天爷跟我们开玩笑吧。
那时，儿子小嘎上初中一年级，女儿佳佳上小学一年级。两个孩子放暑假都来到了五七学校，我们的五七学校在大兴县黄村。那里本是公安局的劳改农场，划给我厂后，把劳改犯迁往别处，我们住进去。附近的老乡们都议论说这批劳改犯好像不大一样。好像不大像劳改犯人。我们的劳动并不轻松，全部种水稻，平均一人一亩地。要知道，我们这帮人中有不少延安鲁艺的老干部，他们都已是五六十岁，不能算是全劳力了。就是我们这些四十上下的知识分子也都体力不强，只能算是半劳力。
那么一大片绿油油的秧苗都是我们弯腰插下的，一眼望去，碧绿碧绿，真是可爱。水汪汪的稻田里闪烁着太阳的光斑，有游动的小鱼，小蝌蚪，田埂上开着野草花。阳光照在稻叶上发出生命的光芒，确实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孩子们好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小鸟，欢乐地在田埂上跑来跑去，使我们这沉闷的环境平添了几许生机。他们还没到过农村，这么广阔的天地，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他们兴奋极了。虽然跟着我们，吃馒头就大白菜，他们也开心。小嘎最大的乐趣是钓青蛙。不知是谁教他的，用一根竹杆拴上一根线，线上再拴上一团棉花，在水渠边上垂钓。傻青蛙看见那垂下来的棉花便跳上来叼住不松口，小嘎很容易便钓上来许多青蛙。但是他不忍心吃这些青蛙，都送给了别的小朋友。
我们住地的旁边有一个水塘，孩子们都到那里去游泳。佳佳便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我厂的青年导演史大千很耐心地教佳佳，而且还照顾着孩子们的安全。吃过午饭，许多孩子都去游泳。暑假过去了，一个个都晒得黝黑黝黑的，活泼健康。
这一个多月，是我们家团圆的幸福时光。小嘎跟着老嘎住，佳佳睡在我的宿舍。我们相距不远，在同一连队。天天时时都可以见面。等到暑假结束，孩子们该回去上学的时候，都恋恋不舍。佳佳是哭着抹着眼泪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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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割了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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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相当轻松，不开批斗会了。劳动之余，兴起了一股编小条帚之风。选择比较整齐的已脱谷的稻穗，用彩色的塑料绳一根一根编起来。几乎是人人都编，还互相学习，比赛。五六寸长的小条帚，柄上还编出各种花样，很可爱。老嘎竟编上了瘾，他心细手巧，编出来的小条帚真可以说是工艺品。我曾赋诗一首：
黄村谷千枝，编帚赋新诗。
年年稻花黄，故人知未知。
（黄村即五七干校）
后来，男同志又兴起了做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铁匠活，木匠活，军宣队也不闻不问。老嘎想做一个小书架。他拣来了一些废木头，准备做一个木工用的刨子。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突然有人在窗外叫我，说是让我陪同老嘎回北京上医院。我吓了一跳，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安慰我说，不是什么大事，你快起来吧，小车等着呢。我连忙穿衣起床，见到老嘎，才知道他做刨子，不小心把大拇指的筋割断了。住校医生说必须立即去医院缝接，否则大拇指的功能就废了。老嘎说，那刀太快了，一滑就切到肉里去了。开始还没当回事，不大疼，也没流多少血，可是一会儿就发现大拇指抬不起来了。只能耷拉着，才去找大夫看。他说得很轻松，满不在乎。小汽车把我们拉到积水潭医院，我给挂了急诊。大夫检查后说必须立即手术，还埋怨老嘎来晚了，现在筋已经缩回去了一截，必须口子切大一点，把筋拽出来才能缝上。我坐在手术室外等。出了手术室，他说：“哎！真神！我这大拇哥立刻就能抬起来了。医生就是不简单！”做完手术已经大半夜了，我们才回到了家。这一来，他又能在家里住几天了。我也在五七学校学了手艺，学会了做棉活。原来做棉活并不难，只要先把布面和里儿做好，再絮上棉花，缝好，翻过来就成了。我先是做了一副棉手闷子，回北京后我还给老嘎和我自己各做了一件驼毛棉袄和棉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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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的沙发成了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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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五七战士们又出了新招，做沙发。就有那么些能人，他们竟然能自己动手做沙发。在我眼里，沙发是舶来品，是很复杂还有点神秘的高级家具。居然还能自己做！看着看着，老嘎也动心了。他找来些木材边角料（北影有置景车间，院里堆着大量木料），又买麻绳，又请我堂弟从沈阳买来弹簧，还买了棕垫、棉花、泡沫塑料等等必要的材料，便开工了。
俗话说，看着容易做着难。老嘎也遇到许多难题，还请来能工巧匠、北影美工师屠居华帮忙指导。一个单人沙发要捆绑几十只弹簧。自家的活儿，不能偷工减料，绑得要紧，要扎实，还得相互对准，不能歪。那时，老嘎已调回北京，我还在干校。假期回来时看见他在那里忙活着，地上堆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材料。他一面干，一面抱怨。有一次我看见他光脊梁上淌着汗，坐在沙发框架里，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棉花，那个狼狈相，使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骑虎难下哎！这辈子就这一回，再也不做沙发了。”
老嘎做成的那一对单人沙发又结实，又漂亮。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还在我们家矗立着，丝毫没有晃动、散架之感。别的旧家具都可以换，唯独这对沙发不能丢，应该是传家宝了。
北影厂几百名电影艺术家，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在文革十年中就是这样消磨了他们宝贵的青春。月有阴晴圆缺，缺了尚能圆。人的生命就像那江河水一去就不复返了！十年啊，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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