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点心，根本吃不完。我觉得他太浪费，他是不是要在女孩面前摆阔，这可不好。日子长了才知道他就是这样出手大方。平时只要有亲友来，到饭馆吃饭，他总是要许多菜。花钱不计后果。因此我们家一辈子闹穷，没有一点存款，常借债度日。直到老年改革开放了，才松一口气。
有一次，他拍戏路过我老家四川省江津县，我请他看看我的出生地。火车站是在江津县城的对面德感县镇，和县城隔着一条浩瀚的长江，到站只停留几分钟。他赶紧下车在路边摘了几朵野花。野花压在书里做成标本后，他寄给了我，以慰藉我的思乡之情。我已经几年没有回过家了。
有一段时间，他在《猛河的黎明》影片中扮演角色，拍完外景后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做后期。他让我请假到长春去玩玩，我请假去了。长春真冷啊穿着笨重的棉袄棉裤还觉得冷。他在火车站接我。下车后，他带我到长春最好的一家饭店去吃饭。其中的一个菜好像是番茄味的瘦肉片，特别好吃，那好吃的滋味让我一直忘不了。后来我问他是什么菜名，他也说不上来，已经忘了。
我在长影住了几天，他带我到食堂去吃饭，我第一次吃高梁米饭，觉得挺香，挺有嚼头，但是有点不容易消化。因此他常给我买面包和香肠吃。
他给我讲他在拍《猛河的黎明》时的故事。他演一个敌副官。有一场戏，他出去刺探情报后回来，几天没吃饭，饿极了，给他端来猪蹄和白酒。他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但那白酒是用凉白开代替的。他拍了一次没过，又拍一次，接连拍了三次。他只好吃了三次又肥又腻的猪蹄就凉白开。结果自然就拉肚子了。说得我直好笑。
这几天中，我们的感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基本上确定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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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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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学校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领导让我到通县农村去深入体验生活。那时农村正按照刘少奇同志意见，整顿合作社。非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可以退出，要退够以巩固合作社。每天晚饭后开会讨论，熬到深夜，社员讽刺说是“熬鹰”，这次不是号召农民入社，而是退社。有些比较早成立的合作社，成绩显著，比较巩固，社员不愿退。有些后进的合作社一下子便散摊了。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我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又犯了，心动过速，浑身无力。在村里又无医无药，老乡建议我请当地会针灸的老大爷治。那老大爷把两寸长的针别在油吃麻花的棉袄袖子上，抽出来就往我肚子上扎下去。针没有消毒，我的皮肤也没有消毒，而且隔着裤子就扎。把我吓得也不敢说什么，只好闭着眼睛任他去了。
就在我虚弱无助的时候，老嘎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说他刚拍完影片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来了。从通县长途汽车站到我住的村子还没有通汽车，需要步行十几里小土路。他说一点也不累。
在我到农村以前，老同志们教我，说自己已经结婚，这样会让老乡们认为你比较成熟可信。因此，老嘎来了，房东老乡就要给我们腾房子。把我们给吓坏了，赶紧谢绝。后来，老嘎就和老乡挤一块住了一夜。
第二天，老嘎走了。他走在小路上，十几里地，一边走一边乐，看着空旷的田野，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嘎的到来也使我感到自己病弱的身躯有了依靠的肩膀。
虽然那时已不兴什么订婚仪式，但我们就算是已经订婚了。他没有向我求婚，好像从来就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空词，但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用不着再有什么多余的话了。
那个年代，恋爱双方都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政治历史等等。现在的青年则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多少存款等等。我和老嘎彼此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家庭和历史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已经再三交代。如果在爱情婚姻中还要掺杂那么多政治因素，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嘎这个人缺乏政治意识可想而知。如果他喋喋不休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历史等等，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到一起了。当然我也从来没问他的家庭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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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戏言，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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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文化部组织干部下乡搞整社工作。我们北影厂由汪洋厂长带队，组成十几人的工作组，下到北京市的郊区县去。我也参加了工作组。
一次工作组集中到乡里开会，我们七八个女同志睡在一个炕上，大家闲聊，相约回去后再生一个孩子。本来是戏言，没想到回到北京后，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现在想来，我们都太不识时务，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三年困难时期怀孕生孩子，营养不良让母子身体都受影响。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到王府井北口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会后找一个饭馆补充营养。在排队等座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发空哆嗦，好像要休克，赴紧蹲下去才挺过去了。
我们家平时三口人吃饭，老嘎，母亲和我。为了避免三人互相谦让反而把饭剩下，买了一杆秤，称了米分放在三个碗里蒸着吃。我的饭量原本比他们小一些，就由我每天省下一点棒子面，用来喂两只母鸡。我妈用一勺棒子面拌在剁碎的菜帮子里喂鸡，把它们生下的蛋给我攒起来准备坐月子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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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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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二胎，被安排在北京市妇产医院。那天下午我去做例行检查，从骑河楼转几次车，再从18路车站走20分钟回家后，就感到不对了，又有早产征兆。第二天清早，住我家楼下的同事老赵送我上医院，又一次开始了保胎的日子。
老嘎总是那么幸运，每次我上医院生孩子时，他都躲过去了。那时他拍影片不在家。
已经有了第一次保胎的经验，我不急不躁，乖乖地卧床，注射保胎药。直到二十天后，医生发现我血压突然升高，决定不再保了，说是血压高了胎儿也就不能接受营养，停止注射保胎药。真灵，一停止注射就要分娩了。我一个人躺在产床上等待着，医生对第二胎不那么关心，忙别的产妇去了。
同样，我的女儿也是那么小，虽然生的时候不疼，但我在等待那最后一刻、胎儿往外冲刺的时刻，真的像运动员在赛跑时最后冲刺的感觉。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世界末日来临”的幻觉，啊！怎么熬过去这最后的一刻啊！
我仍然没有哼一声，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是一个坚强的母亲。
女儿终于冲出来了。我没有和别的母亲交流过，分娩的过程真是很特别，那胎儿会主动地很有劲地往外冲，她哪来的那股劲？医生告诉我，是一个女孩，只有5斤重。唉，跟她哥哥一样，又是一个早产儿，又是一个皱皱巴巴的丑小鸭。但我很高兴，这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有了一个儿子，就盼望有个女儿。老嘎说女儿好玩，你可以给她打扮，做漂亮的衣服给她穿，打扮得像个洋娃娃。
护士包好婴儿后，抱过来给我看。我一看，有点失望，女儿不像我。我多么想要一个克隆式的女儿，让我看见她就看到我的童年，多有趣。
女儿长得很漂亮。五官都好，尤其是一双眼睛，很特别，瞪得大大的，总像在向人提问。除了我的女儿，我只见过另外一位同事的女儿有这样的眼睛，是双聪明的眼睛。
女儿生下后，医生护士去吃中午饭，我仍然躺在产床上。小女儿包好后放在旁边一个小床上。我正昏昏欲睡，忽然小女儿打了一个喷嚏。可怜这么小的婴儿一出世就什么都会，还会打喷嚏。真有趣。她打喷嚏不要紧，可把我的睡意全赶跑了。她是不是冷啊？四月上旬，暖气已经停了，刚从妈妈温暖的肚子里出来，会不会着凉？可是四顾无人，我急得一直睁着眼等到护士们吃完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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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没人舍得吃会下蛋的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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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期间，我的食欲总是很好。在妇产医院吃饭的时候，我夸厨师手艺好，做出来的菜好吃。同桌吃饭的妇女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在说：“你这人真没见过世面，这种蹩脚的饭菜还好吃？”可是孩子出世后，我的食欲立即下降，好像厨师换了一个人，什么菜都没味道。困难时期，一些产妇家送来各种肉食，我真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从哪儿弄来的。我家送来的却是一瓶煮黄豆。那时我和老嘎都是“糖豆干部”，家里多的是黄豆。黄豆本来是好东西，可是刚生过孩子的产妇胃弱，吃下去反倒堵在胃里难受。
我保胎住院二十天，产后住了十天，前后又是一个月才出院，跟第一胎一样。我做母亲也真不容易。回家后下床走路都困难，腿打哆嗦。
照顾外孙女仍然是我妈的任务。这时她们洗衣组的工作已经停了，她也就安心地在家呆着了。
困难时期，拿什么给产妇补养身子呢？市面上什么也没有。政府特批给产妇两斤猪肉，还是咸肉，肥的多，瘦的少。老嘎就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想买只母鸡给我熬汤喝。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了，说是农民不肯卖，母鸡要留着下蛋；如果一定要买，那就20元一只。太宰人了，那我一个月的工资够买几只鸡？算了吧，不吃鸡了。其实我家现养着两只母鸡，每天下蛋，我们也不舍得杀来吃。我妈就到农民家去买鸡蛋，5角钱一只，5元钱买10只鸡蛋，比现在还要贵。我老在回想，后来我们家的那两只母鸡是什么结局，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问老嘎，他想不起来了。问小嘎，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记忆真是无用。两只鸡是有功之臣，下了那么多蛋给我吃。我们绝对没有杀来吃，绝对没有。但也记不起来是不是丢了？如果丢了，一定会当做一件大事，不会忘记的。然而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只是豆鸡，全身羽毛是黑白斑点；另一只是油鸡，油光水滑的黄色羽毛。这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那是我妈每天辛苦喂养的。
我没有奶水，婴儿只能喂牛奶。订牛奶必须经街道办事处批准，出院后只批给每天半磅奶，那怎么够吃！老嘎和我就到办事处去，让负责人看看我这可怜的瘦弱身躯。他们同情地看看我，又给增加了半磅。不久，麦收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我女儿就有一磅半牛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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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月的女儿听我念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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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名字很快就定下来，哥哥叫优，妹妹就叫佳吧。开始跟我姓，名叫施佳。文革期间觉得我家的姓不光彩，就又改为葛佳了。
佳佳几个月大，坐在小车里，她爸一学鸟叫，佳佳就有节奏地摇晃身体，特别好玩。再大一些，老嘎就给讲故事。佳佳坐在自己的小木床里，老嘎讲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么一句话：“那大老虎啊！”反来复去就是这一句话，什么情节都没有。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各种表情，外加各种手势。佳佳睁大眼睛听得特别入神。老嘎逗孩子很有本事，即使是陌生的孩子，他也能逗笑了。当然有时也逗哭了。
我经常抱着佳佳，给她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她只是盯着我不出声，好像那时她还不会说话。我不厌其烦地抱着她念诗，并没希望她学会，也就是我自娱自乐。后来，我到天津组稿出去了几天，回家后又抱着她念：“春眠不觉晓”，突然她说了一个字“晓”。我接着念：“处处闻啼鸟”，她说：“鸟”。我念：“夜来风雨声”，她说：“声”。我念：“花落知多少”，她说：“少”。啊！我又惊又喜，呼喊着像疯了似的抱着她转了几圈。多么聪明的孩子。后来，我老想算出她那时多大了。记得她穿的是姥姥用我的旧棉袄改做的一件小棉袄，紫色的小花棉绸面。那应该是冬天。她的生日是四月，所以她那时肯定还不满一周岁，棉袄能穿到几月？顶多到二月，那么她顶多是十个月。
我有时自责，怎么小嘎小时候没教他念诗呢？哦！想起来了，1957年，他出生时正在搞反右运动。不久，就是干部下放，北影厂厂长汪洋带着我们大批人马到江苏兴化劳动。十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参加大炼钢铁。人们的心情都处在浮躁动荡中，哪有闲情教孩子念诗啊！如果小嘎从小就习惯了吟诵诗词，读书学习，日后大概就不会做演员。本来他爸就说他不是做演员的材料，也许他就会被我逼着上大学，也不会是今天的小嘎了。
佳佳会说话了，姥姥教她念唐诗。佳佳用四川口音，嫩声嫩气地朗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十分令人喜爱。叔叔阿姨都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