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胖了二十斤。我的身体渐渐精神起来，早上起来，神清气朗，一气贯通。“大家乐”很不高兴，我觉得他是出于嫉妒。他也很想戒，但是戒不了，所以只好挤兑我。
我们还是经常聚会，我们认为网友聚会比平时的朋友聚会还要亲热，因为没有利益相关和利害冲突，所以什么都很纯洁。吃完饭我们还是去唱歌，“大家乐”就端个杯子在我面前一边唱牡丹颂一边扭臀摆胯，想诱惑我。我当然不为所动。“大家乐”十分失望，便到处说我们第一次喝酒的事，把我说成了个阴险的恶棍。这也没什么，我早就过了被激将的年龄了。
“大家乐”黔驴技穷，居然用了无耻的一招。他在某次聚餐时说，那个做FLASH的老蒋说了，一个老烟枪，如果连烟都能戒，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吗？可见千万不能跟这种人交朋友。
旁边人一听就大笑。我就郁闷，不过，只是为了配合他演戏罢了。“大家乐”不知道，戒了烟，虽然胖了，但是身体强健了多少啊。戒了酒，我又少坏过多少事啊。我们的日子都被精心掩藏着，在我们认识之前，有过那么多少不更事的秘密。
“大家乐”突发奇想，要去广州了。我问他是不是在北京待不惯了，他说不是，只是想换个环境。
他走得很快，但并不突然，他好像对北京有些厌倦，而对遥远的地方很向往。
我们经常联系着，他在广州花天酒地，赞美那里的天气、生活和朋友。世界杯预选赛来了。我们一边快乐，一边押宝。我跟“大家乐”打赌，说中国队不能出线，他说肯定可以。他在报社工作，这方面的资讯比我丰富，显然是要占我的便宜，但我不怕，我对中国足球已经失去了信心。
赌注很简单：他输了，就回北京来找我玩；我输了，就得去广州看他。
我很快就输了，但我输得很高兴，我打这个赌就是为了高兴：赢了，虽然中国队没出线，也赢了彩头；输了，中国也能出线了，算是快乐一把。我准备把这种思路作为我今后打赌的指导思想。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中国队出线跟不出线，好像没什么两样，甚至还要更差一点儿。本来以为世界杯是个好玩的事情，但是它太令我失望，它是我看过的世界杯里，最黑暗、最不要脸的一届。等着两年以后的欧洲杯和四年以后的德国世界杯吧，我对“大家乐”说。
我没有时间去广州。我得干活，堆积的工作渐渐显出它们对我的仇恨。我没日没夜干，还是干不完。“大家乐”很体谅我，说不去就算了，我说不能算，我们打个别的赌，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广州两次，如果你输了，我们就扯平。“大家乐”同意了。我们于是打了一个很无聊的小赌，赌江湖的两个网友是否可以好到五月底。“大家乐”说不行，我说可以。后来我胜了，这事才得以扯平。
“大家乐”回过北京几次。有次回来，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正在书房写小说，“大家乐”来了，我让老婆招呼他看DVD，然后嚷嚷了一句：还有七百字！“大家乐”很坏，立刻传出去了。于是天骄就写了篇文章，说我一天要写一万字。这话一传出去，很多人急了，说我粗制滥造，亵渎文学。我知道网络有些时候是天堂，有些时候是桃源，有些时候却是厕所，应该也就见惯不惊。我在创作期内真是每天打一万字草稿，但更多时候是休息，是充电，是思考。马上就要出版的《新欢》，我足足改了九稿，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都吓了一大跳，这可以说明我跟“大家乐”的创作方式迥异，也可以让那些流言烟消云散。
我说过，“大家乐”将会在半年之内受不了广州的浮华，回到北京来。但是我错了，“大家乐”足足坚持了将近两年，才从南方都市报辞职，回到北京。
他回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他先去了趟湖南，据说是跟房地产公司合作，我一听就没谱。我还是想他回文化圈。北京的气候、环境、服务、生活都比不上广州，却更适合他，因为是文化中心。“大家乐”离开文化，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又开始了经常的网友聚会。“大家乐”还是和往常一样，抢着买单，喝酒很豪爽。只不过我再也不会那样喝酒了。我想起他在广州，夜里我们通QQ，他总是醉意朦胧，说喝到第四瓶了，叫我不要担心。我的确有些担心，他扬言每天要喝五瓶才能睡着。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喝。他在工作，他在做新闻，所以他很痛苦。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痛苦，但我们仅仅能知道，却不能说出来，也不能劝慰他。而在这种时刻，啤酒或许是比我们的监督更加有效、更加亲切的东西。
他回北京后有点儿想戒酒。他依然在痛苦，为一些很大的事，也为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比如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曾经以为网友之间的友谊和情谊是世界上最纯粹、最干净的东西，但是当某些事发生以后，他不这么认为了。
我说，这方面，我跟他的感觉完全一样。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是相左的。比如，他觉得沈浩波十年后比海子优秀，我当然不干，不仅仅因为我和海子是校友，有过交往，还因为我真的觉得海子更优秀。我们就到“清韵”去打赌，用了大半个版面打架，说当我们六十岁的时候，看沈浩波作为一个诗人，是否比海子更牛逼。赌注是：谁输了，谁出钱，带着对方的一家人去拉斯维加斯好好玩一个礼拜。很多人骂我们哗众取宠，当然也有看出门道的，认为我和“大家乐” 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挥霍自己的生命，打个遥远的赌，也是为了互相监督，能平平安安活下去。
有些时候，我跟他意见相差太远，也免不了要打斗。有一次忘了是为什么争吵，我真的急了，我说，你丫再来劲，就跟你丫断绝关系。“大家乐”说：你不能这样做。我突然之间有些感动，这是我在和其他人交往中不能体验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爱我的朋友，但那是心灵之外，或者说某种义务的爱，虽然发自内心，却总有某些旁骛的嫌疑。我爱这个世界，爱世界上每个生命，这一点跟“大家乐”很相似，但我比较急，比较霸道，而他则是非常的善良、宽容，我只看过他跟一个人急，而我相信，那真是对方做错了什么。
“就算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不要影响哥们儿之间的情意。”“大家乐”说。
事实上，现实总是用某种有力的手段遏制我们的一切，所以这句话虽然美丽，却显得有些脆弱。但“大家乐”能说这句话，这个行动，却是强有力的。人这一辈子，为了什么？折腾呗。有几个哥们儿，心心相印，相互扶持，该是多好的生活啊。什么主义，什么派别，都放一边去吧。
“大家乐”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他的台球是一绝。虽然没有我的羽毛球那么专业，但收拾一般人是驾轻就熟的。他还会下围棋，虽然比较臭，但总比我这个一沾上抽象思维就完蛋的家伙强。他还做过乐评人、书商，甚至我一直心向往之的“网工”。那些年头，说起白网工，那可是鼎鼎大名的。当然，他最让我服气的是，他会玩彩票，他中过两次“足彩”一等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眼前闪耀着灿烂的金光，纷纷把钱投给他，让他来当操盘手。“大家乐”突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一定要中，如果不中，就是辜负了我们，他就很不好意思。我们便说，这些钱，本就是他给我们赢回来的。
有一次我们中了一等奖，但只有一万八，“大家乐”高高兴兴去领奖，发现旁边一个老头，也是中了一等奖。“大家乐”于是前去攀谈。聊了半天，却惊讶地发现对方手里是一张“体彩”！要知道“足彩”每期可多可少，而“体彩”可是实打实的五百万啊。“大家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问老头，老头说了——扣了税，四百万。
“大家乐”郁闷坏了，给我打电话。我正在进棚，有些不耐烦。但设身处地一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一幕啊，生动鲜明，宛如我们的人生，都在拼命赌博，名义上好像那么相同，得到的却是那么天差地别。
我佩服“大家乐”，他起了这么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让我明白很多道理，比如，大家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又比如，我跟世界的距离就是造成我现在如此边缘的原因。世界对于我们是一样的残忍，也是一样的慷慨，他每夜要喝五瓶啤酒，才能压制内心的痛苦，我却只有幻想自己在一群梦的最深处，才能平息我难以言说的对世界的恐惧。我们或许都不明白，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里，但有一点很肯定，他永远不会媚俗，而我永远不会媚雅。
“大家乐”依然有着顽固而纯真的文学梦。他非常喜欢沙子的作品，因为沙子是网上这些写东西的人里最文学最无功利之心的人之一。他不喜欢我的作品，他说我明明有功夫，却要用性、暴力来吸引别人的眼球。我理解他的看法，他并没有看出我隐藏其中的深意，但他说得对。《新欢》过后，演艺三部曲的第二部将是文字非常干净的。“大家乐”最喜欢的我的作品是那个晦涩的中篇《火车快开》，他说他终于发现我会成为大师，这是他从未对我说过的话。我很得意，因为我这种风格得到他的表扬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乐”，这是一个我多么喜欢的名字。我喜欢这家伙，因为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他是我遇到的最真实最坦诚的人，也是我遇到的最悲天悯人的人。这方面很多话我无法去说，他也无法去说，大家都无法去说，但惟其如此，他才显得如此真实，让我想说，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是我多么大的幸运，又是多么大的幸福。
橡子：关于王小山我知道什么
橡子
我很少写这样的文章，一时不知道怎样开头。模拟王小山的魔鬼思维，我大致想出了如下的几种开篇方式。
抒情式。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奥斯卡颁奖典礼，正如王小山早
就预言过的那样，张艺谋的《英雄》没有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至于没获奖的原因，按照王小山的说法，是美国人觉得《英雄》算不上反恐片。既然主题不是美国主旋律，艺术上又空洞得厉害，就不应该对这部国产大片的落选感到意外。我甚至想到，也许章子怡是受了王小山的启发，才临时放弃了去好莱坞搀和盛会，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虽然王小山的文章还没有热门到连章子怡都要拜读的程度，但以王小山专栏文章的人气，章子怡的亲戚完全有可能读过。这样的推理，难道不符合多血质者的想像么？
冷幽默式。著名网络神秘人士韦一笑曾经为著名网络杀手王小山画过一幅卡通人像，一个满头狮子长发的精灵像风一样飞奔。说是精灵，可能有点儿肉麻，因为王小山是个爱喝酒、爱开玩笑的糙老爷们；但如果说是怪物，又很不适宜，王小山在网上的言行虽然透着诡异，但在网下的人缘极好，几乎到了江湖人人必称三哥的地步。无论那画中的生物如何命名，它至少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小山头发浓密，文字富有速度感，做人亦正亦邪。尤其是亦正亦邪这几个字，在王小山熟读的金庸辞典里，绝对是顶级的赞美。
叙旧式。我第一次见王小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写诗，所以时常和诗人们一起吃饭。那年在北太平庄的一家火锅店里，诗人们欢迎从西安来的伊沙和天津来的徐江，中岛似乎也在场，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不怎么说话，只是喝酒，到了半酣的时候，他突然对伊沙等人发难了。因为他是伊沙的师弟，本来关系就很好，伊沙只是温和地笑了笑，敷衍了几句，没认真地反驳。我记住了这个小小的冲突，顺便也记住了那个清秀的年轻人，至于他们争论的话题，我可是完全忘记了，或者我当时根本没注意听。几年后，我匿名参加一个网友聚会，竟然再一次碰到了那个小伙子，这时候他的头发已经变得长了许多，名头也非常响亮，号称网络四大杀手之一——黑心杀手王小山。他的许多帖子都是论坛上的大热门，因为他和某大网站的网管闹矛盾，一百多个著名网友都跟着他集体出走，酿成了当时互联网的一次大风波。这次重逢，让我深深地相信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如果没有互联网，王小山也许终老在某中学的讲台上了，但是，当数字化泡沫来临的时候，虚拟、相对自由、语言暴力、帮会化的气氛让王小山等人迅速窜红，甚至变成了网络青年的偶像。而在后来的退潮期中，王小山又成功地从网络向传统媒体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