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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替米卢提供的是一条了解中国的通道。如果没有李响的大力配合，米卢对中国足球、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甚至中国文化本身能够有现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李响就没有米卢的成功，所以我对米卢的“李响贡献说”很有同感。同时，作为一个球迷，也很愿意为李响提供她应该获得的那分感激。
花了四个小时看完了李响的新书《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心灵对话》，说实话，我甚至有些意外。因为在她从前的那些新闻报道中，看不出她有如此流畅的文笔，甚至除了个别成语用得有问题外，没什么大的文法错误。
看了书，才知道，这么久以来，李响和米卢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这一老一少，互尊互爱、互帮互让、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操碎了身心，让人想不佩服都难。
如果李响是一个翻译，或者是除记者外从事任何一个职业的人，她和米卢的事迹简直是中外合作交流的典范了。一个不容易的男人，一个不容易的女人，全身心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风韵，最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李响是一个记者。
客观地报道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和基本素质。虽然人都有自己的感情，不可能在工作生活中完全没有好恶，但记者，应该尽量避免运用自己的好恶去影响自己的工作以及事件的真实——即使你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对工作纪律和职业精神的违背。以私人感情换来的新闻即使是可信的，也是不宜张扬的，更不用说得意洋洋。在目前的中国新闻界，依赖某种个人关系获取某个渠道的新闻信息，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效仿的模式，一种不言而喻的惯例。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新闻从业人员这一团体的公信力和自尊心的丧失。长此以往，读者将不相信新闻乃至怀疑新闻背后的“渠道”，新闻从业人员同样失去了自己所应该享有的自尊以及公正的判断力——人们看新闻，并没有要求新闻必须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但他们有权力认为记者是在“力求”真实。
我目为师长的程益中说过：“道德是缚在自己身上的荆条，不是拍向别人的板砖。”我们不能无端指责别人道德沦丧，但作为同行，有理由恳请大家尊重自己也同时尊重这个职业。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负距离接触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我在祝福米卢和李响在足球领域成功的同时，也希望能引起一些思考，如是而已。
放声歌唱
转播欧洲联赛或者洲际比赛的时候，电视里传出最多的歌声当然是那首“阿类阿类啊类啊类，WE ARE CHIMPION……”。相比之下，广州的球场上很少能听到歌声，但是球迷们很会自娱自乐。警察进场时，他们会喊“121”为警察校正步伐；受伤球员担架下场，他们会模仿救护车喊“比窝比窝……”；成都球迷会喊“雄起”，西安球迷则简化为干脆利索的一个“ZEI”音，全场同音，气势非常；北京人不同，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一点儿，便喊出“NB”或者“SB”以示区别。
没有歌，中国球迷少有自己的歌。不用说“阿类阿类”，就连能和AC米兰的“米兰，米兰，和你在一起”媲美的都没有。
但是，有一地方不同，那就是沈阳。
沈阳球迷的幽默感全国第一。在沈阳比赛，如果双方比较粗暴，他们会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果有球员摔倒，他们会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八一对比赛，他们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和上海队比赛，则变成了“浪奔，浪流，浪里分不出欢笑悲痛”。这种创造力在各地球迷中绝对名列前茅。
可是，实在显得乱了点儿。
球迷没有自己的歌，这是个问题。
有人说，国外那些歌都是球迷自己创作的，这是在说球迷没文化，都指望着那些音乐家呢，但是话说回来，球员中也没有人能如普拉蒂尼那样能弹一手好钢琴……音乐家们也写过一些球迷歌曲，比如“团结起来向前冲”之类，但说实在话，我听着还不如“ZEI”和“NB”“SB”顺耳呢，我很想找个人来怪上一怪，可惜又不知道找谁是好。
这次，中国对阿联酋的比赛，沈阳球迷毅然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歌是好的，不仅是因为它同时又是国歌，还因为它节奏韵律都好，更主要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中华民族和中国足球都到了应该让我们出大力气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沈阳球迷的选择感到自豪。
米卢没有死
足球网站“球迷一家”在中国队客场1∶0小胜马尔代夫后，推出了“中国足球之墓”，宣告了中国足球的死亡。他们的对联和祭文都十分煽情，对联云：
胜更似负丢人现眼怎堪回祖国怀抱
生不如死行尸走肉何颜见江东父老
先不说这对联的平仄不分，单是这份心态就让人受不了。难道1∶0就不是胜利？当年0∶1输给也门的时候没人说中国足球“死”，两个黑色三分钟的时候没人说中国足球死，对韩国的黑色九分钟没人说中国足球死，大连金州掉眼泪的时候也没人说中国足球死，怎么偏偏在赢球的时候宣告中国足球死亡呢？
胜利就是胜利，你不能用胜利作为惩罚一个人的借口，哪怕是胜得很难看的胜利。
俺们老家有句俗话：发昏当不了死。而“球迷一家”的弟兄们却开始发昏，以为中国足球死了。
各体育报纸上更是过分，著名网络足球评论家李承鹏甚至写下了《国足小组赛有如涂鸦运动》这样的标题。
难道你能涂鸦就不准我涂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辣块妈妈——对不起，我不是骂李承鹏，你看他那双纯洁无瑕的大眼睛让我怎么好意思骂呢，我骂的还是那些宣告中国足球死亡的球迷。
当年，德国输给阿尔巴尼亚后，一位德国球迷痛哭失声，但是他说：擦干眼泪，继续支持德国足球。
我喜欢这样的球迷。动不动就放弃的球迷不是好球迷，国家队此刻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拆台——起码我们现在拥有了米卢这位大师级的教练，还咋呼什么呀？我们的一些队员也是糊涂虫，竟然到了怀疑米卢水平的地步。都到了这时候，你还不抓紧时间把米卢的足球细胞榨干，把该学的都学到手，还怀疑？脑子进水了吧？就算这次冲击世界杯未果，难道没有下次？
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相信米卢，如果这次果真失利，罪也不在米卢，而在中国足球体制本身。
我很认同米卢的“快乐足球”概念，如果真的能从足球中得到那些该得到的快乐，五十年进不了世界杯也不算什么，如果因为几场比赛的失利就如丧考妣，难道让柬埔寨球迷都去自杀？
中国足球没有死，米卢也没有死，死的是某些人的心。
心灵的选择2002高考作文米卢版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训练场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球门是这样地寂静与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足球，仗着它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一个月了。事情又这么凑巧，我重来时，训练场仍旧还空着。依然是斑驳的草皮、破烂的球网和已经掉了漆的球门，这样的破败，这样的让人无可奈何。躺在床上，就如同我没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前一般，过去的几年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
过，我并没有来过这训练场，并没有和中国足球成为一体。
然而有过，即使多少年后，无论面对天堂的道路还是死神的呼唤，我都能想起我曾经是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我曾经带着中国人从一个很奇怪的赛制比赛中战胜了对手，脱颖而出，进了一个叫WC的地方，这个有着不能再怪的赛制的比赛叫“十强赛”。
在那之前，我曾经四进四出WC，受到所有喜欢WC的人的欢迎。但说实话，那末一次的WC味道实在很难闻，我无数次带领队伍进入WC的第二阶段，可那次失手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事前谴责我的用人，事后对我进行清算……
原来如此。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这是一些不知感激的人，在应该进行自我反省的时候却来清算我——一个第一次带领他们进入WC的人。在我成为他们的主教练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WC的门开在哪个方向。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我进行清算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队在WC里的表现令国人汗颜，肯定需要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如果我不出来负责，他们实在不知道用谁来代替。因为球员不能负责，球员里有很多老板；领导不能负责，领导都是国家干部；甚至队医也不能负责，因为全队在比赛的时候没有人低烧。那么只好我来负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责任推在我身上很合理，每个人都会高兴，只有我一个人不高兴别人也不太在乎。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曾经有一个拒绝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心灵无须选择，在我的心灵里，女人第一重要，其次就是足球，我不能拒绝这两这者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除妈妈之外，我最爱的是我的太太和女儿，她们都在墨西哥，如果不是足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我来到中国。
可是，连我定下最后的名单他们也要说三道四，在这一点上，我实在羡慕特拉帕托尼、斯科拉里、麦卡锡，甚至居内什……现在，他们真的要清算我了，从训练到用人，从中国到韩国……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上天再给我一次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机会的话，我的心灵会怎么选择？去还是不去？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我会响亮地说出那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NO。（本文纯属杜撰，与米卢先生无关。——作者声明。）
不多了
原中国队主教练霍顿曾经有过瞬间智慧：为什么有人爱做裁判这种职业呢？无独有偶，CCTV某著名煽情派主持人大婶在一次节目中问一个宏志班的学生：你妈妈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觉得丢人吧——也不知道做一个抛头露脸的主持人是不是该觉得丢人。
这里得解释一下，宏志班是北京某中学专门为穷人家孩子办的班级，而被大婶问到的那个孩子，母亲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清洁工。
我知道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在主持人大婶眼中，清洁工的地位肯定没有足球裁判高。我甚至可以为大婶提供证据——一个清洁工，即使她想贪污受贿，也不大可能有机会。但是由此认为清洁工一定就比主持人或者裁判要高尚，也不尽然，不过都是一个职业，收入有不小的差距而已，大家都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行当，任何一个行当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同样，每个行当都有可能产生些背离职业精神的人。有裁判受贿，有主持人卖淫，当然也有清洁工不认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行业的人，甚至否定整个行业的必要性，或者否定某一类人的存在价值因而要消灭他们的存在可能。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趋势，比如；娱乐记者或者足球记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编造新闻者的代名词。前不久；青岛某报甚至建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的专门座位以使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我很想在公共汽车上设立专座提供给这个报纸的主编以利于大家歧视。我怀疑的是假如生在上上世纪的美国，这位主编大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林肯的废奴宣言上签字。
说到足球裁判，龚建平老师已经被公安机关拘捕，个人认为，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让警察和检察官们操心吧。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裁判已经不叫裁判叫黑哨了，以至于某个裁判稍有失误，“黑哨”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阿维兰热说过：裁判的失误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连失误都不能够忍受的话，还是取缔足球这项运动算了。
我现在也有了霍顿一样的怀疑：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裁判这种职业呢？现在的事情很明显，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前一阵子有人在反“学术腐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