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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干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
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摧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以换取自身的在场感。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跃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自然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