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鲁迅先生所讲的一段笑话，他似乎是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鹞子捉家雀，啾啾的是家雀不是鹞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赵破汉，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竿，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他这一段话，曾引起我们许多人发笑，我把它记在这儿。
因为没有请说的人校正，错误的地方就由记的人负责罢。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报副刊》，在Ｚ。Ｍ。文后，原无标题。
〔２〕 参看《华盖集。后记》，按Ｚ。Ｍ。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原名未详。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
拟呈教育部文二件〔１〕
一
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
窃杨荫榆〔２〕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３〕，贻害学子，屡经呈明 大部请予查办，并蒙 派员补校彻查在案〔４〕。从此杨荫榆即忽现忽隐，不可究诘，自拥虚号，专恋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不料“五七”国耻〔５〕在校内讲演时，忽又祠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下午即借宴客为名，在饭店召集不知是否合法之评议员数人，于杯盘狼籍之余，始以开除学生之事含糊相告，亦不言学生为何人。至九日，突有开除自治会职员……等六人〔６〕之揭示张贴校内。夫自治会职员，乃众所公推，代表全体，成败利钝，生等固同负其责。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继又停止已经预告之运动会，使本校失信于社会，又避匿不知所往，使生等无从与之辩诘，实属视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尽矣！可知杨荫榆一日不去，即如刀俎在前，学生为鱼肉之不暇，更何论于学业！是以全体冤愤，公决自失踪之日起，即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为此续呈 大部，恳即明令迅予撤换，拯本校于阽危，出学生于水火。
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教育部总长〔７〕
二
呈为续陈杨荫榆氏行踪诡秘，心术叵测，败坏学校，恳即另聘校长，迅予维持事。窃杨氏失踪，业已多日。曾于五
月十二日具呈
大部，将其阴险横暴实情，沥陈梗概，请予撤换在案。讵杨氏怙恶不悛，仍施诡计。先谋提前放假，〔８〕又图停课考试。术既不售，乃愈设盛筵，多召党类，密画毁校之策，冀复失位之仇。又四出请托，广播谣诼，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９〕与开除时之揭示，措辞不同，实属巧设谰言，阴伤人格，则其良心何在，不问可知。倘使一任尊张，诚为学界大辱；盖不独生等身受摧残，学校无可挽救而已。为此合词续恳即下明令，速任贤明，庶校务有主持之人，暴者失蹂躏之地，学校幸甚！教育幸甚！谨呈
教育部总长
〔１〕 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第一件呈文曾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题为《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第二件呈文未曾发表。
〔２〕 杨荫榆（？—１９３８）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北京女师大校长，一九二五年八月被免职。任职期间依附北洋军阀，推行封建教育，肆意压迫学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因其无故开除文预科三名学生，激起公愤，学生召开大会，不承认她为校长，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派代表向教育部提出撤换她的要求。五月七日，她借“国耻纪念”集会之机制造事端，并于五月九日悍然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３〕 尸位素餐 空占职位白领俸禄。《汉书。朱云传》：“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４〕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旬，教育总长王九龄曾派佥事张邦华、陈懋治到女师大调查学生要求撤换校长问题。
〔５〕 “五七”国耻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迫其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于九日答复承认。后来即以每年五月十日、九日为“国耻纪念日”。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杨荫榆以纪念“五七国耻”为名，邀请知名人士来校讲演，企图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准备对反对她主持会议的学生加以“破坏国耻纪念”的罪名，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口实。
〔６〕 指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六人。
〔７〕 指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号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十二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８〕 杨荫榆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召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她所匿居的太平湖饭店开会，提出请警察迫令被开除的六名学生出校、提前放暑假等主张，以破坏学生运动，因受到部分与会者反对而未得逞。（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晨
报》消息）
〔９〕 致函学生家长，屡以品性为言 杨荫榆开除刘和珍等六人后，给学生家长发信说：“本校为全国女学师资策源之地，学风品性，尤宜注重。乃近年以来，首都教育，以受政潮影响，青年学子，遂多率意任情之举。习染既深，挽救匪易，本校比以整饬学纪，曾将少数害群分子，除其学籍，用昭惩儆。……夙仰贵家长平昔对于家庭教育，甚为注重，而于子女在校之品性学业，尤极关怀。为此函达，并盼谆属照常勤学，免为被退学生莠言所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１〕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２〕及谭正璧〔３〕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４〕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其说甚新，然以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仍录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云。
二五年九月十日，鲁迅识。
〔１〕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五年九月北京北新书局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
〔２〕 钝拙 即寿洙邻（１８７３—１９６１），名鹏飞，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的次子。他曾以“钝拙”的署名写信给鲁迅，指出《中国小说史略。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所说滦阳辖属于奉天，应为辖属于热河。
〔３〕 谭正璧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国艺术学院等校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大纲》等。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他给鲁迅写信，介绍了吴梅《顾曲麈谈》中有关施耐庵的材料。
〔４〕 吴瞿安（１８８４—１９３９） 名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戏曲理论家。
早年加入过南社。著有《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等。
《顾曲麈谈》，戏曲研究专著，分上、下二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卷下谈及《幽闺记》时说：“按施君美名惠，《水浒记》亦其手笔云。”这一说法，当本于清代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卷土及其校勘记：“施惠字君美，武林人。《拜月亭》（今名《幽闺》）。”
“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拜月亭》，旦。”一九三○年《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将吴梅的说法补入第十五篇，但认为“未可轻信”。
一九二七年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１〕“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我的战略是‘同情’。”〔２〕
——长虹——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
年合办《莽原》……〔３〕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及得上他
的。“〔４〕”…………“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但关系毕竟是好的。《莽原》便是这样好的精神的表现。”〔５〕“…………”
“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我们竭诚地欢喜。”
“…………”
“但他说不能做批评，因为他向来不做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党同伐异的。我以为他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对于做批评的朋友，却要希望他党同伐异，便至少也是为人
谋而不忠了！“〔６〕”…………“
“已经成名的人，我想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便是很好的了。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只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对的话都不要说，……而他还不以为他是受了人的帮助，有时倒反疑惑是别人在利用他呢？”
“…………”
“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
“…………”
“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
“直到实际的反抗者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
……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
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７〕”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我们是知道的，在目前并不十分丰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绍的工作了。……但这实际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义，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８〕”…………“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
“正义：我来写光明日记——救救老人！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
“请大家认清界限——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时，用别的方法来排斥新思想，那便是所谓开倒车，如林琴南，章士钊之所为是也。我们希望《新青年》时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学他们去！”
“…………”
“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９〕二二，一二，一九二六。鲁迅掠。
〔１〕 木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一三期。
《走到出版界》，上海《狂飙》周刊的一个专栏，由高长虹撰稿，每则之前有小标题。
后由泰东书局出版单行本。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曾得到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肆意的诬蔑和攻击。
〔２〕 “他（鲁迅）的战略是‘暗示’”等语，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
〔３〕 狂飙社广告 见《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号（一九二六年八月）。
〔４〕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见《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