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耗大增，股票价格会下降。所以，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若出现上升现象，将会传递出一个有力的信息：有非常情况发生。西格尔需要有人对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展开购买行动，推高其股价和交易量。要使阿基尽快感到西格尔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有套利人——特别是布斯基——在恶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西格尔可以为布斯基做些什么。
西格尔拨通了布斯基的电话。他清了清嗓子，以神秘的语气说：“告诉你，我们准备采取“派克曼”应对法。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忧虑了片刻，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电话里说这种事，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怎么办？但他很快就沉浸到这场战斗的激动里。他看了看股市行情自动收录纸带，看到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立即现出大量套购的迹象，价格正如他预期的那样不断上升。不久，华尔街和媒体都议论纷纷，认为马丁·马利塔公司真地要以牙还牙地进行反击。
几乎每个人都被相信了，除了阿基。他拒不退却，并逼迫马丁·马利塔公司以自己的15亿美元的发盘对发出的威胁做出补偿，同时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升得更高。这场较量使双方都元气大伤。伤痕累累的本迪克斯公司最终成为其他公司的收购目标，联盟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竞相对它发起收购，最后联盟公司获胜。在这场收购与反收购之战中，如果说有胜利者，那就是马丁·马利塔公司，它虽然在财政上受到严重削弱，但最终冲破重重困难，粉碎了收购者的美梦，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为此，西格尔受到该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誉。
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12万美元，按照他的交易规模，这是微不足道的一笔钱。但是，他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是根据西格尔的吩咐做的，所以，这笔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一笔没有风险的收益。
那年年底，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索要15万美元的“红利”，布斯基表示同意。西格尔算了一下，他每年的日常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为8．5万美元。本迪克斯公司一案后，他没有再给布斯基提供内幕信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但是，他认为，这一年他给布斯基的贡献值15万美元，其中包括他给布斯基提供的所有合法建议的价值。西格尔觉得，跟布斯基商议他的“红利”就如同跟德农齐奥商量他的奖金。
“这钱你想以什么方式要？”布斯基问。
“现金。”西格尔回答。
“这有点不好办。”布斯基说，“别的方式不行吗？能不能我替你做投资，比如投资在房地产上？”
西格尔坚持要现金。他不想有任何麻烦，不想要日后能追查到的东西。
布斯基勉强同意了：“给我些时间把它理一理，过些天给你。”
过了几个星期，圣诞假期结束了，时间进入了1983年1月。一天下午，西格尔乘出租车赶往广场饭店。他下了出租车，从饭店东侧的一个旋转门进去，来到华美的丽人大厅。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西格尔在这里等一个给他送钱的人。他们没敢把约见地点安排在邻近的棕榈厅，过一会儿一个四重奏弦乐队要在那里给品茶的女士们演奏沙龙音乐。西格尔四处把望一下，发现了那个布斯基派来送钱的人，这时西格尔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那个人就像间谍小说里的人物。他黝黑的皮肤，身材结实、有力。布斯基说他在伊朗时知道间谍是什么样的，他还说过他就是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西格尔能信任他吗？
大厅里人不多，那个人很容易就认出了西格尔，并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
“红灯。”那人走到西格尔旁边时低声说。
“绿灯。”西格尔说。他是按照布斯基的安排说的。于是，那个人把拎着的手提箱递给西格尔。
西格尔径直回到他在东72街的公寓。他关上门，放下手提箱，急忙把它打开。在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捆捆的百元钞票，用恺撒宫的卡西诺带子扎着。
西格尔直盯盯地看着这些钞票。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这些钱现在是他的了，是他挣的。他应该感到心花怒放才是，但他没有，反倒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坐在那里，两手托腮，等着这阵不适过去。
第二章掠食者的集会（1）
“给我叫米尔肯。”米尔肯的秘书苏·科克兰在电话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命令她。她回答说米尔肯正在忙。“少对我撒谎，”对方厉声道，“不要给我胡说！快叫他接电话。”
又是布斯基，又嚷又骂。科克兰和同事珍妮特·常都讨厌接他的电话。每次他的电话因米尔肯忙而不能马上接通，他就指责她们撒谎。米尔肯通常都很忙，如果赶上这时候，布斯基就每隔两三分钟一打，简直像发疯一样。当秘书们被骂得受不住时，沃伦·特莱普或其他人可能过来帮助，想先替米尔肯接一下，但布斯基只跟米尔肯说话。
到1983年年底时，布斯基和米尔肯一天要通两三次电话。他们的时间安排配合得很好，当布斯基上午七点到纽约的办公室时，米尔肯在凌晨四点（美国西部时间）到达贝弗利山的办公室。他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互相通个电话。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对手们还在床上酣睡时，他们已在忙着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他们似乎从中获得一种满意感。他们两人互相吹嘘自己睡眠少，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米尔肯助长了布斯基的远大梦想——一个可能借助米尔肯的力量来实现的梦想。
布斯基与许多人的密切关系都是从电话里开始的，与米尔肯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两人是通过斯蒂芬·Ｊ·康威认识的，康威以前是纽约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一位投资业务员。1981年，一家猎头公司给当时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工作的康威打电话，说有一位著名套利人想雇一个投资业务员，他看上了康威。“这个套利人是谁？”康威问。猎头公司说暂时保密。“如果是布斯基，或许我有兴趣。”康威说，“如果不是，就件事就算了。”这个套利人正是布斯基。
随后，布斯基和康威进行了多次面谈。“在套利行业我已经成功了。”布斯基解释说，“今后大的机会将出现在股权买入和抢占战略位置方面。”布斯基已经获取了一些这样的机会，他是融资买断（LBO）基金的主要投资商，该基金的管理人西奥多·福斯特曼也在布斯基股份公司有投资。布斯基还与亨利·克拉维斯走得很近，克拉维斯是科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的领头人，该公司一个是成立不久的融资买断公司。布斯基解释道，做融资买断业务有助于“投资多样化”，使他“不用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布斯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商业银行家”。商业银行家是英国叫法，指在其他商业公司里拥有股份的投资银行家，布斯基认为这个叫法体面。布斯基称他对“绿票讹诈”的做法不感兴趣。“绿票讹诈”是一种反收购策略，指目标公司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购恶意兼并者囤积的本公司股票。
康威与布斯基签了约，他有个愿望，就是想跟着一个可能成为下一个布恩·皮肯斯或卡尔·伊卡恩的人干。他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的同事们高兴了，他们认为康威会为本公司拉来业务。
的确，为了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布斯基需要更多的资金，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好像是绝好的资金来源。他在套利运营中的资金基础本来就不是很雄厚，在都市服务公司收购案中又受到重创，现在他的资金甚至不能满足他以所需要的规模进行日常的套利活动。康威把这个情况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兼并收购主任大卫·凯谈了，大卫安排康威和布斯基与公司金融部的斯蒂芬·韦恩罗思联系，韦恩罗思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又与在贝弗利山的米尔肯商量。最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表示可以给布斯基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是布斯基股份公司启动资金的两倍多，布斯基对此喜出望外。
布斯基去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贝弗利山分部拜访时，通常住在贝弗利山饭店，他在饭店一层有一套自己专用的房子。他经常在游泳池边一个私人凉台上晒太阳，从这里可以看到水池里的粼粼波光，可以看到花园和棕榈树，也可以看到粉红色饭店的全景。这里是他的领地，他和西玛拥有对这个饭店的控股权。
布斯基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得益于他的岳父母，拥有贝弗利山饭店也是如此。他的岳父本·西伯斯坦1979年去世，大部分遗产均分给西玛和她的妹妹穆丽尔·斯拉金，贝弗利山饭店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饭店是老西伯斯坦在1954年购置的，是西伯斯坦家最贵重的家产之一。
贝弗利山饭店不是一个普通的饭店。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不久就成为好莱坞的一个交际场，影星、经纪人和制片人云集。凯瑟琳·赫本有一次打过网球后，在这里穿着衣服游泳；诺玛·希乐曾在这里“发现”罗伯特·埃文斯；费尔南多·拉马斯是这里的常客；最近，埃迪·墨菲在跳板上做后空翻。
老西伯斯坦去世后，他拥有的贝弗利山饭店的95％所有权在西玛和穆丽尔之间平均分配，另外5％在其他亲戚手中。布斯基觊觎这5％的股份，知道一旦把它弄到手，他和西玛就可以取得对饭店的控股权。1981年，布斯基成功夺得这5％股份的所有者——瓦格邦德（Vagabond）公司（系西伯斯坦家族的公司）的少数股权。毫不知情的穆丽尔发现得太晚了，当她知道时，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经攫取了对饭店的绝对多数控制。
瓦格邦德公司盈利不是很多，但它拥有资产、现金流和稳健的资金平衡表，这些都很有价值。它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借助于它，再加上米尔肯的援助，布斯基可以从一个成功的套利人一跃而晋身为鸿商巨贾。同时，它可以成为筹措资金的工具，筹得的资金还可以分配一些给布斯基股份公司进行套利活动。瓦格邦德公司后来更名为诺斯维尤（Northview）公司。
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一提出给布斯基提供大量资金，布斯基立即乐昏了头，对该公司提出的注资条件都不再计较——至少在兰斯·莱斯曼看来是这样。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提出的注资条件都够狠。首先，它在对资金收益的要求上狮子大开口，这是它的典型做法。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这方面华尔街上没有其他公司与它竞争。接着，它要求的利率令人咋舌，高达17％。而且，它要求获得购买瓦格邦德公司（后为诺斯维尤公司）股权股的权利，这是它在这种交易中的常用手法。莱斯曼担心，因为高利率意味着布斯基公司要支付高额利息，这会给公司的套利运营带来巨大压力。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手里的股权股会使它对瓦格邦德公司（后为诺斯维尤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还有，如果一个投资金融公司与一个套利公司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危险，即诱发泄露机密信息。莱斯曼对这一点没有说出来过，他很明白这种问题是不能提的。但他把他的其他意见向布斯基提出来了，但布斯基很不耐烦，对这些意见漠然视之。是啊，毕竟布斯基现在有了西格尔当他的“顾问”，在套利上挣大钱是不成问题的。的确，他与西格尔之间的“君子协定”撑大了他的胃口，激发他筹集更多的运作资金。“除了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我们还能找谁呢？”布斯基回应莱斯曼，“我们没有任何选择。”
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弗雷德·约瑟夫有点烦恼。他是套利者经常找的人，对此他已习以为常，当他忙于一项交易时，这些套利人总是不断地给他打电话。但是，对于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有利益关系的套利人（他挣的钱也有德莱克赛尔一份），他却不习惯。他告诫公司金融部的人注意，一定不要向布斯基泄露任何东西。布斯基常常向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公司问这问那，一项交易刚开始，他就马上给约瑟夫打电话套取信息。这时约瑟夫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