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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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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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小说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衙内是在鞭挞他们,批判他们,绝非拿他们做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要学他们而且学得很像,好像两部作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样,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关系又是那么近似。我读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有些地方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明白,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后来我想起《水浒》,找出来翻了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衙内   
  的问题其实我已经想了多时了。每当报纸沉默的时候,小道消息就特别活跃,“某某人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情”,“某某人的儿子给抓起来了”,这一类的话早就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案情越传越大,终于到了公开宣判、押赴刑场的一天。那些人的儿子的确是按照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点我也懂了,渐渐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却是另一件事。 
  从仅有的几篇内容差不多的报道中,任何读者都会看出那些年轻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样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战栗的一片漆黑啊!残忍,贪婪,破坏,毁灭,发泄兽欲,占有一切,以损害别人为乐……那也是高衙内、杨衙内的精神状态啊! 
  报纸又沉默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忘记它?可是我还在想,我不能不想,这样一种可怕的精神境界,怎么会发生在高干子弟的身上?怎么会出现在革命家庭的中间?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堵住这个口子试试看。不过高衙内、杨衙内以及各式各样的衙内都是旧中国封建主义的土特产,因此要搞好清洁卫生,还是要大反封建主义。 
  是的,要反封建主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 
  二月二十三日   
  牛棚   
  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却引起我的反感,我反问:“难道你就没有余悸?” 
  他收敛了笑容,过了一会,才说:“五十年代,我万万想不到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我又能够向你保证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决不再进牛棚。” 
  “那么你是想消极抵抗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倘使没有牛,那么也就用不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们又谈到所谓衙内的一些事情,当时衙内尚未处决,但关于判决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他认识两衙内中的一个,但并不熟,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受害者?”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我问。 
  “不,我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大革命’抓在手里,抛来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报复,干出了种种坏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我不同,你我是长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好,父母为人民立过功。” 
  “那么是不是你我还要进牛棚割掉尾巴?” 
  他没有做声。他似乎回答不出来了。 
  客人告辞以后,我还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难道我还要准备再进牛棚吗?”我越想越糊涂了。 
  二月二十五日   
  纪念(1)   
  近来几次梦见自己回到大唱“样板戏”的日子,醒来我总感觉心情很不舒畅。二十年了!怎么我还是这样软弱?在上一篇“随想”里我提到重进“牛棚”割尾巴的事。难道我真相信知识分子都有一条应当割掉的叫做“知识”的尾巴吗?请不要笑我愚蠢,有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确相信过,我甚至下过决心要让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给关进“牛棚”以后,还甘心做一辈子的“牛”,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羡慕那些自认为比我高一等的人。当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唱“样板戏”,哼“样板戏”。无怪乎最近听见人唱“样板戏”,即使是清唱也罢,我就记起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任意划分人的等级的时代,一个把“知识”当做罪恶的尾巴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说“牛棚早给拆掉”,只是一句空话。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只要有人作为“牛”给揪了出来,什么房子都可以成为“牛棚”,无所谓“修”,也无所谓“拆”。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   
  纪念(2)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上学念书呢?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挤不上车,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担心,又替孩子担心,含着眼泪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很高兴,他和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离开上海。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没有睡。当时哪一家不是这样?对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可是对我们孩子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进流氓的手里,好险啊!不然我们怎么办?回想起来我真害怕。” 
  他说:“你放心,你我的孩子还没有做衙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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