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报上的语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其实大多数的熟人都比我早进“牛棚”，用不着我同他们划清界限了。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过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陕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里。我去作协分会开会、学习、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听，他早在六月就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只是几顶帽子中的一顶，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为“权威”，我不是“反动的”，难道还是“革命的”？我居然以为自己“受之无愧”，而且对丰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愤慨。在头两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斗”折磨当做知识分子少不了的考验。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过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斗较晚，关入“牛棚”一年后才给揪上批斗场。我一直为自己能不能过好这一关担心。我还记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陕西路口下车，看见商店旁边墙上贴着批判丰子恺大会的海报，陕西路上也有。看到海报，我有点紧张，心想是不是我的轮值也快到了？当时我的思想好像很复杂，其实十分简单，最可笑的是，有个短时期我偷偷地练习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姿势，这说明我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批斗，而且想在台上表现得好。后来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斗，我的确受到了“教育”：人们都在演戏，我不是演员，怎么能有好的表现呢？
批斗以后我走过陕西路搭电车回家，望见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丰先生，心里很不好过：我都受不了，他那样一个纯朴、善良的人怎么办呢？！一天我看见了他。他不拄手杖，腋下夹了一把伞，急急地在我前面走，胡子也没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协学习时看见他的那个样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见我，我觉得他倒显得年轻些了。看见多一个好人活下来，我很高兴。我以为他可以闯过眼前的这一关了。
但是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刮来一阵狂风，所谓“批黑画”的运动开始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挥舞大棒做报告随意点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艺术家又无缘无故地给揪出来做靶子，连《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旧作也被说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中的水里桃花倒影也给当做“攻击人民公社”的罪证。无情的批斗已经不能说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人们谈论的社会效果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逐渐明白：像棍子一样厉害的批评常常否定了批评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斗我是为了挽救我。但是经受了长期批斗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尸首青云直上的。我已经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忽然发现一切符咒都是随意编造，我不能靠谎言过日子，必须动动自己的脑筋。眼睛逐渐睁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渐减轻。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觉。脑子活动了，思想多起来了，我想起给捣毁了的杭州的岳飞庙和跪在岳坟前的四个铁像，我仿佛见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须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场吗？
我不再替丰先生担心了。人民喜爱的优秀艺术家的形象是损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帮”能长期横行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垮得这样快，更没有想到丰先生会看不到他们的灭亡。在现今的世界上画家多长寿，倘使没有那些人的批斗、侮辱和折磨，丰先生一定会活到今天。但是听说他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间观察室里。在上海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还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着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开会，他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没有在他的灵前献一束鲜花，我始终感到遗憾。优秀的艺术家永远让人怀念。但是我不能不想：与其在死后怀念他，不如在生前爱护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吧。
五月三十一日
《序跋集》再序
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啰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那两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一九三○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一定还有遗漏，但决不是我有意为之。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有一位朋友劝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我感谢这两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话。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还是这样想的：第一，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第二，即使我一个字都不写，但说过的话也总是赖不掉的。何况我明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出过那么多的书。我还是拿出勇气来接受读者的审查吧。
有人责备我：“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厌倦？”他用了“厌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却是恐怖，不是厌倦。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审查？那是一场大骗局。我忘不了那些骗子。我说审查，是指读者的审查，多数读者的审查。”我这样回答。“我相信不会再出现那样的空白。”
是的，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六月十一日
十年一梦（1）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