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呢，对于所谓的伟大飞跃，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同时我不认为没有飞跃就等于没有收获。
也有一些记者对我的态度表示理解。《北京晚报》记者要求采访我，我说我的基本想法已经在《南极无新闻》一文中表明了，请他们刊载，他们就痛快地照办了。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的记者来家里采访，很和蔼地与我的不到三岁的女儿玩，并不问我那种沉重的问题。节目播出时，我的女儿惊奇地发现，她在电视里伸着手递石头，话外音问：“这是什么？”她答：“石头。”问：“是哪儿的石头？”答：“南极的。”这是多么可爱的镜头呢。
可是，今天，我启程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刚上飞机，空姐在分发报纸，一个同伴发现了什么，兴冲冲地拿给我一份。我一看，是某报对我的采访，有照片，有文字，占了一整版。坐在座位上浏览，我立刻感觉味儿不对。我是因为那个记者一再打电话给我，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们约定，她写完稿子后要发给我过目。但她始终没有发给我，现在看了报纸，我也就明白她不敢发给我的缘由了。这篇采访稿用旁敲侧击、断章取义的手法暗示了两点，一是我去南极的收获不大，令人失望，二是收获不大似乎可以归因于也证明了我的平庸。那天晚上是在我家里采访的，我和孩子之间的亲热，因为客厅铺着儿童地毯而委屈客人换了拖鞋，在采访稿里这些都被用讥讽的口吻提到了。
飞机起飞了，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心中想：我对媒体还是太轻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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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话如何实说（3月19日）
今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做“实话实说”节目，除了六个人文学者外，还邀请了刘小汉做佳宾。这可以算是我们从南极归来后的一次集体亮相。
节目的一头一尾，由一个小学生朗诵我的散文选段。中间则由主持人崔永元向我们逐一提问，这些用不经意的口气提出的问题当然是预先策划好的。为了活跃气氛，还召了一群小学生坐在观众席上，让他们提些近于插科打诨的问题。
刘小汉成了今天节目的毋庸置疑的主角。他是五次到南极、两次上格拉夫山的英雄，有他在座，人文学者们的调门已经不由自主地压低了许多。很显然，在对南极的了解上，在探险的经历上，在科学考察的贡献上，我们都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带来了电脑里的照片，收藏的石头，作了长时间的介绍。在主持人引导下，他说了一些话，基本否定了这次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意义，一则指出我们没有进南极圈，因此可以说并没有到南极，二则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南极，他的原话是：“如果你们不是去采样，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强调了一点：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而以前有些也是短暂地到了长城站的人却夸大了那里的危险和艰苦。这的确是我愿意通过这个节目向观众传达的一个信息。
可是，节目做完后，我发现其他几位颇感沮丧。我自己对这次行动一直保持低调，但也觉得节目做得有点怪，基本效果好像是我们举着一只“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彩色大气球上台，让那位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戳破。总之，我们显得很被动，也很可笑，这让人不舒服。
其实，有一个道理是清楚的：人文学者当然不必到南极去采集自然科学研究的标本，但这不等于人文学者去南极就没有意义。
我讨厌假话、大话、空话，喜欢实话。不过，现在我想，实话也是应该恰如其分地、完整地说的。譬如说，我是否太强调这次行动的平常的一面，而对它的不平常的一面太轻描淡写了呢？
然而，对于我来说，南极这一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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