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国共两党已经斗了20年，他要在这里再最后斗一斗蒋介石。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那时已开始有电灯，但又常离不开油灯）。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态势。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这时南京国防部的大楼里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也绝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其实到这时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尤其是党中央最不富。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只剩万数人马，1000元钱，人均一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7500元的积蓄中抽出5000元。毛周留在陕北时，晋绥吃穿用都比陕北强。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爱穷，他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900年前封建名臣范仲淹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真正实现了这句名言的只有共产党。现在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都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毛线今天派上了这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唏嘘，连呼：“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其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那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桌子是记录席。会场没有麦克风，更没录音机。出席会议的共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其余的人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每个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政权接收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其实这已是老习惯了，许多人都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站着作报告，黄土地上摆一个小凳子，凳子上放一只大瓷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百姓也亲密无间。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人睡的土坑上至今还放着一辆纺车。领袖们走过雪山草地，大都到过东洋西洋，他们统帅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之升，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它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他的五大领袖，他的34名中央委员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这间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住了20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党没有忘记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忘记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准则。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来会议开始时主席台上并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到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皇天可鉴。当年袁世凯筹备登基，光龙袍上的两颗龙眼珠就值30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须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16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其实那时使用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东西上都附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真诚。心诚则灵，天下来归，传檄而定，望风披靡。而蒋政权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树，水分跑光了，叶子早已枯黄，不管谁来轻轻摇一下都会枝折叶落的。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40多年后新一任总书记江泽民来拜谒这个小山村，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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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654
Title ：相约在书店
Author ：范用
Issue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6。10。29
Nation ：
Translator ：
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说“家长”（夫人沈峻则谦称是“高级保姆”）太怜爱他，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响健康，早餐定量供应，一片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半根黄瓜。丁聪翘起嘴唇，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还用手比划。八三年，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丁聪笑容可掬，盘腿坐在面包上，仿佛坐着飞毯，飘飘然，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反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丁聪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要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黄裳自上海来，请他在出版社食堂共进午餐，他吃得挺开心。食堂归我领导，雄心勃勃想办成馆子似的，我带领食堂人员到闻名的《文汇报》食堂取过经，那时报社还在圆明园路。
有一年，艾芜先生要率团到朝鲜访问，打成都来，七十多了，还爬上五楼到我办公室。三十年代他就是三联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的老朋友，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初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我，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他长我十八岁，我叫他“汤先生”（艾芜本名汤道耕）。
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只谈书，不谈别的。我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现在，他住到南方去了，夫人贤惠，生活很幸福。
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楼公（适夷）说：“北京没有茶馆、咖啡馆，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不像上海。记得上海南京西路的一个拐角，有家用球状玻璃器煮咖啡的小店，路过我总要进去喝一杯，十几年前还在。北京老舍茶馆，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茶馆，也喝不起。”
“文革”期间，七二年我“解放”了，袁水拍还靠边站，没有事干，一个人在家里推敲毛泽东诗词英译，有时也来，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点颓唐。他知道我爱看书法，送我一张从苏州园林拍摄的康生题写的匾额。后来他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就忙了，没有时间来我这里泡。再后来……世上的事，真难说；不过我至今还是怀念他，诗人马凡陀。
我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朋友封我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最近，我还给人民出版社提意见，一要办好食堂，二要修讲究的卫生间，一进一出，乃关系职工利益的大事，为什么会议室倒舍得花钱一再装修？他们说因为要接待外宾，还是外宾吃香！
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例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在520办公室三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五八年“大跃进”，六六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