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对我仁慈，把我从笼子里带到地下室，之后带我到船上。而其他人都像喘
着气的狐狸在追捕我，她却像一个母亲，而我的亲生母亲是什么样我从来都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人，我爱她但她却不爱我。你是不是为此而鄙视我，人类？因为我
不能像一个男人那样使一个女人爱我？但是有那么一刻，就像切斯特顿的驴子“一
个疯狂但十分甜蜜的时刻”，我那时认为她会爱我……烟灰、炉渣，什么也没有。
没有爱我。永远也不。所以只能有另一种爱，对永远不会令我失望的主人的忠诚，
我将一生都崇拜他。
第三章 阿曼德·迪富尔的绝望
纽约市百老汇。1906年10月。
我恨这个城市，我不应该来。究竟为什么我要来？是因为巴黎一个妇女临死前
所表达的愿望，而据我所知，她那时很可能神志不清。当然还有那一袋拿破仑金币。
但即使如此，可能我也不应该拿。
我要把这封毫无意义的信交给一个人，但这个人在哪儿？塞巴斯蒂安神父所能
告诉我的只是他是个可怕的畸形人，应该很容易注意到。但恰恰相反，他根本看不
见。
我一天比一天更认为他不在这里。毫无疑问，他在艾利斯岛上被拒绝人境。我
去了那儿……看到的却是一片混乱。整个世界的穷人似乎都涌入了这个国家，大部
分人都留在了这个糟糕的城市。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一队队衣衫褴楼
的难民，身上散发着臭味，甚至因为待在底层舱，身上长满虱子，抓着破包裹，里
面装着他们的物品，在这个无望的小岛上的灰色建筑里排着无尽的长队。耸立在另
一个岛之上俯视他们的塑像是我们给他们的——一位手擎火炬的女士。我们当初应
该告诉巴托尔迪把这座该死的塑像留在法国，把别的东西送给这些美国佬。可能应
该是一套拉鲁斯字典，这样他们可以学一点文明的语言。
但不行，我们得给他们一些有象征意义的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把这里变成一块
磁石，吸引着欧洲和更远地方的被遗弃者蜂拥而来，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真是个天
大的笑话！这些美国佬都疯了。他们怎么能认为让这样的人人境后能组成一个国家
呢？在班特里湾和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之间，从特隆赫姆到塔奥米诺的每个国家
的被遗弃者。他们想得到什么？难道这些乌合之众有朝一日能组成一个富庶而又强
大的国家？
我去见了移民局的主官。感谢上帝，他有说法语的助手。但他说虽然几乎没有
什么人被拒绝，但那些明显有疾病和畸形的人会被打发走，所以我要找的人很可能
在这样的人之中。即使他人境了，现在也已经12年了。他可能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
方，这个国家从东到西共长3000英里。
所以我找到市政局。他们指出这里有五个区，基本上没有住宅记录。这个人可
能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或史坦登岛。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得待在曼哈顿岛，
寻求这个逃犯。这对于一个遵章守纪的法国人来说是多么困难！
在市政厅的记录上有十几个叫米尔海姆的人，我仔细检查了每个人的情况。如
果他的名字是史密斯，那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他们这儿还有许多电话号码，以及
所有者的名单，但都没有埃里克·米尔海姆的情况。我问过税务当局。但他们说他
们的记录是保密的。
警察部门要好一些。我碰到一名爱尔兰的警官，他说他可帮我找，但要付小费。
我只好给了，小费进了他的腰包。他离开了一会，回来后说没有叫米尔海姆的人和
警察有过麻烦，但他有好多叫做穆勒斯的人的情况，不知对我有没有帮助。真是个
低能儿。
在长岛还有一个马戏团。我去了那儿，又是一无所获。我到了贝尔维尼大医院，
但他们没有记录表明有这样一个畸形人来看病治疗。我再想不到有什么其他地方可
去了。
我住在一家中等宾馆里，位于这条大街的背后。我吃着他们可怕的腌肉，喝着
难喝的啤酒。我睡在一张窄床上，希望自己回到在圣路易斯岛我的公寓里，那儿温
暖、舒适，还可以抚摸我老婆丰满的臀部。天气越来越冷，而钱越来越少。我很想
回到亲爱的巴黎，在那个文明的城市里，人们在行走，而不是到处乱跑，马车平稳
地行驶着，而不是像疯马一样狂奔，电车也不构成人身安全的威胁。
更糟糕的是，我想我可以说一些背叛莎士比亚的话，因为我曾看过和听说过英
国的绅士在欧特伊和尚蒂伊赛马，但在这儿他们用鼻音说话，而且说得非常非常之
快。
昨天我在同一条街上看到一家意大利咖啡馆，出售上等的咖啡，还有意大利基
安蒂红酒，当然比不过波尔多酒，但总比那些用尿做的美国伦喝的啤酒强啊，现在
我也可以看到这家咖啡馆，就在这条危险的街的对面。为了我的神经，我会去喝一
杯浓咖啡，再回旅馆订回国的船票。
第四章 查理·布卢姆的运气
纽约市第五大道二十八大街路易酒吧。1906年IO月。
我告诉你们，伙计们，有时候在世界上节奏最快、最喧闹的城市里做一名记者
是最棒的职业。是的，我们都知道有时会有几小时或几天像在泥泞中费力行走，没
有新闻可写；线索毫无作用，采访被拒绝，没有新闻，是这样吧？巴尼，能给我们
再上一杯啤酒吗？
是的，的确有这样的时候，市政厅里没有丑闻（当然不是很多），没有名人离
婚，没有清晨在中央公园发现尸体，生活失去了闪光点。那时你在想：我在这儿干
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也许我真的应该继承我爸在鲍夫基普开设的装饰用
品商店。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感受。
但是这就是关键。这比在鲍夫基普卖男裤要好。突然有事发生，如果你聪明的
话，你会发现一个精彩故事。昨天我就遇到了一个。我来告诉你。谢谢你，巴尼。
是在那家咖啡店。你知道费里尼的店吧？在百老汇的二十六街。糟糕的一天，
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新线索，一无所获。市长办公室的人在调查
局里大喊大叫，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他们在发脾气，所说的话不值得上报纸，所以
我想我要到咖啡馆里要一杯费里尼老爸的牛奶软糖冰淇淋。有很多的枫汁。你知道
那种的，使你精力充沛。
那里人很多。我坐了最后一张桌子。10分钟后一个家伙进来了，看上去好像犯
了罪一样非常难过。他四下环顾了一下，看见我一个人坐了一张桌子，于是走了过
来，很有礼貌。他鞠了躬，我点点头。他用洋话说了些什么。我指了指那张空椅子，
他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只是他不说“咖啡”而说“咖费”。侍者是意大利人，他
听上去还习惯。只有我看出这个家伙是法国人。为什么？他看上去就像法国人。所
以出于礼貌，我用法语跟他打了招呼。
我会说法语？难道犹太教士都是犹太人？是的，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用蹩脚的
法语对他说，“你好，先生。”我只是竭力想表现得像一个好的纽约人。
哦，这个法国伦可不得了。他用法语说了一大通，我根本听不懂。而他很焦急，
几乎要哭出来。他从q 袋里拿出一封信，看上去很重要，信封口盖上有蜡封口。他
在我眼前晃动着信。
到现在我还一直试图友好地对待这位焦急的外来者。我本想吃完冰淇淋，付钱
后就走人。我虽然这么想，咳，帮这个家伙一把，因为他似乎这一天过得比我更糟，
这样做可能有点意义。于是我把费里尼老爸叫过来问他懂不懂法语。不行，他只会
意大利语和英语，尽管他的英语带有西西里口音。我想有谁在这儿说法语呢？
要是换了你们，你们会耸耸肩就走了，对吧？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些东西。但我
是查理·布卢姆，有着第六感觉的人。离二十六街和第五大街仅一街区之远是什么
地方？阿尔莫尼科公司。那么是谁经营阿尔莫尼科公司？是查理·阿尔莫尼科。阿
尔莫尼科家族来自哪里？对了，瑞士，但在那儿他们说各种语言，而且尽管查理出
生在美国，但我想他可能有一点法国血统。
我开车带那个法国伦到那儿，10分钟后我们就在全美国最著名的饭店门外了。
你们去过那儿吗？没有去过？哦，这是题外话。抛光的桃木，梅红色的天鹅绒，结
实的黄铜桌灯，庄重而优雅。而且价格昂贵，我可付不起。查理·D 先生亲自走了
过来。不过，这就是一个高素质的饭店老板的标志，对吧？十分良好的态度，即使
对街上的流浪汉也是如此。他鞠了躬，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说我碰到这个从巴
黎来的法国人。他有点重要的事情，是关于一封信的事，但我听不懂法语。
D 先生用法语礼貌地询问了那个法国人，那个家伙又说了起来，像一支加特林
机枪一样滔滔不绝，并拿出了信。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所以我四周看看。五张桌子
以外的地方赌王盖茨正在菜单上依次点菜。在他后面是钻石大王吉姆·布拉蒂，他
正在与穿着担胸露背装的莉莲·拉塞尔吃晚餐。你知道吉姆怎么吃饭的吗？我听说
过但我从不相信；昨晚我可亲眼见了。他稳坐在椅子里，他的肚子离桌子恰好5 英
寸。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吃起来，直到他的肚子鼓起来碰到了桌子。
这时查理·D 先生听完了，他向我解释说那个法国佬是阿曼德·迪富尔先生，
一位来自巴黎的律师，他来纽约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将一个女人临死前托
付给他的信交给一个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他可能在纽约，也可能不在纽约。他
去了每条大街，但都一无所获。在这一点上，我也去了每条大街，我也是像这样找
不到新闻。我说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
但查理持着胡须好像在使劲地思索着，他对我说：“布卢姆先生，”——完全
是一本正经的调子——“你听说过E。M。公司吗？”
现在我问你，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当然听说过，非常富有，有权有势，十分
隐秘。他在证券交易所握有多种股票，除了J ·P ·摩根，他拥有最多的股票和最
大的份额。为了不要做过头，我说：“当然，公司地址位于公园大街的E。M。塔。”
“是的，”D 先生说，“有可能这个控制E。M。公司的极端隐秘的人物可能就是
米尔海姆先生。”如果像查理·阿尔莫尼科这样的人说“可能”，他的意思是他听
说过这事。两分钟后，我们又回到街上，我叫了一辆车到公园街。
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当记者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职业了吧？我开始是帮助一个
有困难的法国佬，而我现在有机会见到纽约最难以捉摸的隐士，这个看不见的人。
我能见到吗？再来一品脱上等啤酒的话，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到了公园街并朝E。M。塔过去。伙计，它高吗？它非常高大，房顶几乎伸到
云层里。所有的办公室都关着，因为现在外面天黑了，但大厅里仍亮着灯，有一张
桌子和一个勤杂工。于是我们按响了门铃。他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解释了一下，
他让我们进了大厅，并用非公用电话打给某个人。这肯定是内线，因为他没有叫接
线员。然后他对某个人说话并倾听了一会。之后他说我们应该把信留给他，他会把
信送到的。
当然，我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请告诉楼上的绅士，我说，迪富尔先生从巴黎远
道而来，他负责要亲自将信送到，勤杂工在电话里又说了类似的话，然后把话筒给
我。一个声音说：请问你是谁？我说，查尔斯·布卢姆，对方又问：你来这有什么
事？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来自赫斯特报业集团，我感觉如果我这么说，我会被请出门
外。所以我说我是法国巴黎公证员迪富尔在纽约市的同事。“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
么呢？布卢姆先生？”对方问道，听上去它直接来自纽芬兰银行。所以我又说了一
遍我们要把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亲自送到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手中。“这里没有人
叫这个名字。”对方说，“但如果你把信留给勤杂工，我保证它会投送到。”
我可不吃这一套，这是个谎言。我甚至可以和“看不见”先生说话。所以我决
定吓唬他一下。“请告诉米尔海姆先生”，我说，“这封信是来自于……”“吉里
夫人，”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