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座城市来说很典型的平凡早晨，如前面所说，在9 点至10 点之间，接连
碰到了（1）老克努尔佩，（2）建筑师弗里德里，（3）私人侦探里恩哈德。
（1）老克努尔佩：我是在邮筒旁碰到他的。我正要把那封回绝柯勒的信
投进邮筒，他却抢在我前面了，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大叠信，小心地一封一封
地投进邮筒。这位老人跟平常一样，由妻子陪伴着。卡尔·克努尔佩教授差
不多有两米高，瘦骨嶙峋，像是只剩下皮和骨头了，他跟西蒙·贝格尔教士
和尼克劳斯·封·弗吕厄一样，但没留胡子，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夏天和
冬天都披一件斗篷，头戴法兰西帽。他的妻子跟他一样高，也是那么瘦骨嶙
峋，也是那么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她终年也穿着斗篷，头戴巴斯克帽，弄
得很多人根本不以为她是他的妻子，而以为是他的孪生兄妹。他们两个人都
是社会学家，学术上都颇有造诣。尽管两个人在生活上形影不离，可是在学
术上却是死对头，在政治观点上针锋相对。男的是个伟大的自由派，著有《资
本主义——精神冒险》（1938 年弗朗克出版社出版），女的是个狂热的马克
思主义者，以笔名摩西·施特海林而闻名，著有《马克思主义的人世间人道
主义》（1939 年欧罗巴出版社出版），两人都同样受到了政治观点的影响：
卡尔·克努尔佩领不到去美国的签证，摩西·施特海林领不到去苏联的签证；
他曾经严厉抨击美国的“本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她曾经更为无情地论述
了苏联的“小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请注意：曾经。遗憾的是，我不得不
用“曾经”这两个字，因为在两星期前，施迪采勒尔拆卸公司的一辆卡车把
这一对夫妻压死了，男的被埋掉，女的被火化，两人立下的遗嘱给葬礼制造
了困难。
“你们好呀，”我打了个招呼，手里依然拿着要寄给柯勒的信。卡尔·克
努尔佩教授没有回礼，只是带着疑虑的神色眯起两眼，透过他那满是尘埃的
无边眼镜，朝下看了看我，他的妻子（也戴着同样的眼镜）也是一声不吭。
“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我，教授先生，”我有些胆怯地说。
“记得，记得，”克努尔佩回答说，“您不是学法学的吗，还在我的社
会学课上鬼混过呢。您看来像是个老学生。考试通过了吗？”
“早就通过了，教授先生。”
“当上律师了？”
“当上了，教授先生。”
“能干，能干。大概是社会民主党人吧，是吗？”
“部分是的，教授先生。”
“是个资本的忠实奴仆了，是吗？”克努尔佩夫人问道。
“部分是的，教授。”
“是有什么心事吧？”卡尔·克努尔佩感觉到这一点，说道。
“是的，教授先生。”
“那就陪我们走走吧，”她说。于是我陪伴着他俩。我们朝着孔雀饭店
走去，我还没有把那封信寄掉，一时忘记了，不过呢，也不要紧，反正邮筒
多得很。
“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去探望过伊萨克·柯勒博士，教授先生。是到监狱里去探望他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到我们那位非常愉快的凶手那儿去过了。哟，也
是他叫您去找他的？”
“正是。”
他俩一会儿男的问问，一会儿女的问问。
“他还那么快活吗？”
“快活极了。”
“还那么容光焕发？”
“当然！”
我们路过一个邮筒。我本想停下来把那封回绝信寄掉，无奈克努尔佩夫
妇继续往前走，对我的打算一无所知，一味地迈着急促的大步，我得跑步才
赶得上他们。
“柯勒对我说，您接受了一项独特的委托，教授先生，”我说道。
“独特？为什么说是独特呢？”
“教授先生！凭良心说：柯勒让人调查他亲手杀人所产生的后果，实在
是咄咄怪事。那家伙当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缘无故地杀了人，然后却又请
人做社会学调查，甚至美其名曰要把事实真相彻底摸清楚。”
“会摸清楚的，年轻的朋友，要深入调查。”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鬼名堂！”我大叫起来。
克努尔佩夫妇俩收住脚步。我在喘息。他擦擦他那副无边眼镜，走近我
的身边，弄得我不得不抬起头看他，而他不得不低下头来看我。他重新把眼
镜戴上，两眼鼓鼓地瞪着我。他的妻子也气愤地瞪眼看着我，她紧靠着她的
丈夫，这样也靠近了我。
“要说其中有什么名堂，这个名堂就是科学，年轻的朋友，只是科学而
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能够运用缜密的方法论对一桩凶杀案的后果进行彻
底调查，进行详尽的阐述，这还是第一次！这要归功于我们慷慨的凶手。一
次难得的好机会啊！各种关系都能暴露出来！亲戚之间的，职业上的，政治
上的，金融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关系等等。这也不足为奇。在这个世界上，
甚至于在我们这座亲爱的城市里，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依靠一个，一
个提拔一个，一人倒台，许多人跟着倒。许多人不就是这样倒台的吗？我目
前正在阐述在我们敬爱的母校里所产生的后果。这仅仅是开始。”
“对不起，有辆汽车开过来了。”
我一把将他们两个拉到安全的地方。刚才克努尔佩夫妇由于心情激动，
从人行道上走到马路上去了，一辆出租汽车不得不紧急刹车。车里挤满了人。
一个戴着插满假花的帽子的老太太，猛地撞在车窗玻璃上，司机朝着窗外大
声嚷嚷，态度很粗暴。克努尔佩夫妇俩却无动于衷。
“丝毫没有关系，”他说，“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会不会被汽车压死根
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有那项任务，只有科学才是举足轻重的。”
可是女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要是给压死了，人家会为我感到惋惜
的，”她说道。
出租汽车开走了。克努尔佩重新谈起他做的社会学调查。
“凶杀总是凶杀，当然啰，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凶杀是一个现象，跟
所有其他的现象一样，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至今，人们都仅限于调查起因、
动机、渊源和环境，我现在是投身研究后果。而现在我可以说：这桩凶杀案，
对母校是件好事，对整个大学是件好事，可以这么说，有人想自己犯点杀人
罪。唔，当然啰，事情本身是令人惋惜的，这是一种恶劣行为，不过，从温
特死后留下的意想不到的空缺里，也透出了新鲜空气，产生了新的思想。太
妙了，这位亲爱的上了天堂的温特在世时是一个落伍分子，像莎士比亚所说
的那样：是‘令人不快的冬天’①，但我不想中伤他，也不想嘲弄他，对这方
面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只是进行阐述，提供事实，年轻的朋友，就是事实，
没有别的了。”
说着，我们到了孔雀饭店附近。
“祝您平安，律师先生，”克努尔佩夫妇俩说着，向我告别，“我要去
会见瑞士工学院的某个要人。”他补充说道，“我正在这个学院进行调查，
温特对该校校委会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我预感到里面有可以引起轰动的
事，会有好戏看呢。”在饭店门口，他俩再次回过头来看了看，竖起手指。
“要科学地思考，年轻人，要科学地思考。这点您还得学学。尽管您当上了
律师也有此必要，亲爱的朋友。”女教授克努尔佩，别名摩西·施特海林说
道。
他俩走掉了，而我手里的信还一直没有寄掉。
（2）建筑师弗里德里：后来我到高雅咖啡馆，就坐在这位建筑师的身旁，
那封信依然留在衣袋里。在这家高雅咖啡馆，人们可以坐在外面，一直坐着，
素来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说不定自古代爬行动物涉入江河的时候起，
几百万年以来人们就坐在那儿了。我是在斯迪西…劳埃平那儿见习的时候认识
这位弗里德里的，他搞地皮投机交易，有时遇到麻烦，但不管什么事都不能
使他却步，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搜刮我们城市地皮的大块头地老虎，因此他
能在林荫道上新造起一幢幢商店、公寓和出租房屋，不过这些房屋比以前昂
贵，价格和他身上的肥肉相适应。让我们细细地看看他天生的不幸的尊容吧：
五十岁的人，身上是一块块偌大的肥肉，成天淌汗，一对眼睛小而有光，像
是长错了地方，鼻子小，耳朵也小，其他部分都是老大老大的，他是位白手
起家的人，当初是朗格街上的毛孩子（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家老太，亲
爱的施佩特，过去是给人家洗衣裳的，我家老头子是喝酒喝死的，在安葬他
的时候，我还亲手往他的坟墓里倒了一瓶啤酒呢），后来成了自行车运动的
赞助人，要是没有他提供的特别奖金，就不会出现六天行程比赛的景象。在
那次比赛中，他端坐在室内运动场的中央，喝了无数圣加勒…雪布利希啤酒，
吃了无数维也纳香肠。同时，他还是音乐演出活动的赞助人，正是由于他的
赞助，音乐厅的交响乐队和我们的歌剧院才没有下降到一般的水平，他把克
来姆佩勒、布鲁诺·瓦尔特，甚至卡拉扬都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当指挥，现在
他又提拔了蒙德沙因，从而使我们这座被他用新造和改建的房屋弄得破了相
的城市至少增添了几分音乐的魅力。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前面说过，这天早晨又闷又热，这是很熟悉的
感觉，在这种令人昏昏沉沉的天气下，人们像瘫痪了一样，又好像中了邪似
的，挤坐在一块儿，而我，也贴近弗里德里坐着，他心绪特别好，把一块又
一块小白面包往牛奶咖啡里蘸着，吧嗒吧嗒地吃着，咂咂地喝着，一副狼吞
虎咽的样子，咖啡像条棕色的带子滴在丝领带上和白衬衫上。
他今天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我们那份闻名于世的地方报纸上登了一
条讣告，内容是，由于出了一次悲惨的车祸，天主发慈悲，“把我们难忘的
① 在德语里，“温特”与“冬天”恰成谐音。——译注
身为丈夫、父亲、儿子、兄弟、叔父、女婿以及姐夫的奥托·艾利希·库格
勒召进天国去了。他的一生充满了别人对他的爱。”
“是您的仇人？”我问道。
“是我的朋友。”
我表示了哀悼。
“他大概是飞快地开车到夏姆去，撞在一棵树上了，这个忠厚老实可爱
的库格勒啊，”弗里德里说，他容光焕发，咂咂有声地喝着咖啡，蘸着、吃
着小白面包，“一命呜呼了。”
“这事叫我感到难受，”我说。
“您要见到他的那辆菲亚特牌汽车那才叫您难受呢，车子撞得成了一堆
烂铁皮了。”
“太可怕了。”
“命运嘛！人总是要死的。”
“当然。”我说。
“啊呀，”他说，“您大概不知道，他遭到这种厄运对于鄙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吧？”
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大块头“鄙人”睁大眼睛友好地看着我。
“库格勒留下一个寡妇，”他解释说，“一个漂亮的女人。”
我这下明白过来了，“那您是要娶那位漂亮的女人啰？”
建筑师弗里德里摇了摇那堆肥肉，人们自然猜得出那堆肥肉就是他的
头，“不对，年轻人，我不要娶这个寡妇，而是要娶她的情夫的妻子。那也
是个漂亮女人。明白吗？事情很简单：如果那个情夫要娶这个寡妇，他就得
先离婚，然后我就把他的妻子娶过来。”
“这真是社会数学了，”我说。
“您算是明白了。”
“不过那您也得离婚呀，”我提请他考虑这一点，并且暗暗地希望我来
做这笔交易①。
“我已经离婚了，离了一个星期了。这是第五次离婚。”
我的生意又吹了。
咖啡馆招待送来新鲜小白面包。一个班的学生跑过咖啡馆门前的广场，
都是女孩子，有几个扎着小辫，有几个已经像少妇了，她们成群地站住了，
观赏着电影院门前的剧照。弗里德里在窥视着她们。
“您不就是那个在镜子巷搞了个阁楼间办法律事务所的滑稽律师吗？”
他一边问我，一边打量着那些女孩子。
我不得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
“9 点30 分了，”他看了看时间说着，咧嘴一笑，又向我转过身来，“我
是讲礼貌的人，并不想出言冒失，施佩特，可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您今
天还没去过您那个事务所吧？”
“猜对了，”我说，“您这强烈的感觉并没有错。我也许在一个小时后，
或者在下午到那里去。”
“原来您是这样安排的。也许要到今天下午。”他仔细地端详着我，“亲
① 离婚的事都要由律师经手去交涉，故有此说。——译注
爱的施佩特，”他说，“您这个姓倒真是姓对了①。我今天从7 点到8 点50
分，一直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奔波，”他谦逊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