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超听关玉福这样一说觉得很奇怪，自己明明在看守所亲耳听关玉贵说杀人时他是“帮”按被害人的双手的。虽然不是他亲自勒死的被害人，但这是共同犯罪啊！怎么他又不在现场了呢？为什么在看守所时关玉贵不对自己说呢？难道是怕当时在场的警察吗？刘宏超是越想越糊涂。刘宏超问关玉福：“那个打电话的人能不能联系上？我想亲自见他一面。”
“恐怕不行，他在电话里说他马上就要离开省城会老家，车票都买好了，这个时候恐怕都已经开车了。”
“你觉得这个电话说的事情会是真的吗？为什么我到看守所时关玉贵不说呢？”
“老四在某某招待所是有一个同学，还是他的最好的一个同学，这倒是真的。如果关玉贵不叫人带话，那个人怎么会知道老四有一个同学在某某招待所呢？”
刘宏超一时也回答不了关玉福的疑问，他想了想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我想只要去调查以后才知道。现在我们把死马当活马医，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做十分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再继续委托我进行后两个阶段，就是审查起诉和起诉阶段，通俗点说就是案子到了检察院和法院后的这两个阶段。我再去会见关玉贵和按他提供的线索调查，如果能够证明关玉贵确实不在现场，那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也算是尽了一份心。你看好不好？”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几兄妹都已经商量好了，还是再请刘律师当老四的辩护人。就像你说的，如果真的是老四那天不在现场，那他当然就不会是凶手，那就最好不过。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无话可说，就算我们几兄妹尽心了吧。”
就这样，刘宏超再次当上了关玉贵的辩护人，但案子却向着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第二天，刘宏超就到那个打电话的人所说的关玉贵的同学的单位，某招待所去了。
招待所在某单位的大院内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这个小楼是1950年代修建的了，显得有些破旧。招待所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某单位分散在全省的基层单位，方便他们来省城开会或者学习时的住宿。招待所的全副所长就是关玉贵的同学。说明来意后全副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刘宏超，他说：“当我们知道关玉贵被抓进去后都不相信他会杀人！他应该算是我们同学里最老实的一个人了，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会杀人？！打死我都不相信！”全副所长说到这儿还是在不停地摇着脑袋。“哦，你问关玉贵三年多前，就是那个杀人的时间他是不是来过我这儿。时间已经有点久了，我要好好想一想。哦，我想起来了，关玉贵是在那几天来过我这儿，我留他住了一晚上。我们这儿是招待所，我管到的嘛，有的是床位。第二天还在我家里吃的饭，吃完饭走之前我还给了他50元钱。对了，他是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的。好像是和他老婆吵了架出来的，第二天吃了饭就回去了。”
“具体是那一天呢？你还记不记得起？”刘宏超十分关切具体的时间。
“具体时间，具体时间？到底是哪一天还真是记不起了。反正是那一年的春节前。”全副所长用手使劲按着他的太阳穴。
“关玉贵在你们这儿住，有没有登记呢？请把你们的登记簿给我看看。”
“登记簿倒是在，不过可能没有登记。”全副所长一边找登记簿一边说。
全副所长从柜子里抱出一大摞登记簿说：“全都在这儿了，你看吧。”
刘宏超找出三年多以前春节前的那一个月的登记簿来仔细找着，但是看了好几遍都没有关玉贵的名字。刘宏超有些失望地合上登记簿说：“看来真的是没有登记啊。”
“应该是没有登记。你想啊，他是我的同学，在这儿住又不交钱，咋个会登记嘛。我只记得那天天气很冷，他们两爷子穿得又少，又没有吃东西，身上又没有钱坐车，他们是从东门走了个通城到西门来的，把那个娃儿冻得直哭，唉，真是造孽哦。”
这时，全副所长的漂亮的女儿放学回来了，她在旁边插嘴说：“那个弟弟好乖哦，那么小，冷得手都发红了，自己都饿哭了，但吃东西的时候还给他爸爸喂呢。”
刘宏超看着全副所长的漂亮女儿突然想到，他的女儿会不会要比她的父亲记得清楚一点呢？
刘宏超对着全副所长的女儿说：“你还记不记得到他们具体是哪一天到你们家来的呢？”
小姑娘想了想说：“具体是哪一天就记不到了。”
刘宏超还是不甘心，他试图启发她：“你想一想你那天做了什么事，比如老师给你们布置的什么作业？写了什么作文？”
小姑娘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
本来也是，发生在好几年前的一件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只要是当时没有文字记载，谁又会记得清楚呢？就算是你说你记得准确时间，但只要是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法院也是很难认可、采纳的。看来，要么是关玉贵的记忆出了问题，要么是打电话的人把话带涨了，要想知道真相还是只有到看守所去问关玉贵了。
在去招待所调查的第二天刘宏超就再一次到看守所会见了关玉贵。
因为这次见关玉贵是案子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后，按法律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就不再有人陪同了，在此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更方便了。
刘宏超这一次见到关玉贵时觉得他好像比上一次要精神了一些，脸上的胡子也是刮干净了的，头发好像也是才理了的，脸上也要红润了一些。可能是没有警察在旁边的缘故吧，关玉贵的话也要多了些。刘宏超最关心的事情当然还是那个带话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宏超简单向关玉贵通报了他的哥哥、姐姐又委托了自己当他的辩护人以后问：“你是不是托了一个人，一个你的狱友出来带话？”
“没有啊？！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关玉贵有些莫名其妙。
刘宏超听关玉贵这样一说，本来心里还有的那么一点希望一下子全都破灭了，他这才确认了这是一次误会，一次给人带来希望的误会。刘宏超简单地向关玉贵说明了是怎么回事后问关玉贵：“上次我来的时候你说的那些都是真实的吗？你应该跟我说老实话，而且现在这里有没有其他外人。你只有跟我说老实话我才可能帮你。你说是不是？”
关玉贵点点头：“我肯定是相信刘律师的，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出去的人是跟我同监室的，是个小偷，叫屈本志，他是前天放出去的。但是我没有托他带什么话呀，晓得他是啥子意思哦。可能是在监室里听我说自己的案子吧，是不是他听岔了？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杀人，人是武梅杀的。我还是那个观点。”
“那你到你招待所的那个同学那儿去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姓屈的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是肯定听岔了。我是说那个事情发生前的一天我还到我的同学那儿去过，人家还给了我50块钱。他不晓得是咋个听起的。”
刘宏超听关玉贵这样一解释完全清楚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只是这样的话关玉贵的命运就完全没有一点改变的希望了。他叹了一口气问道：“上次你说的都是真实的了？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你再详细跟我说一说那天发生那个事情的经过，越详细越好。”
关玉贵吸着刘宏超给他带去的香烟，把那天他和武梅干的事情仔仔细细又说了一遍。末了，他后悔地说：“都怪我自己，怪我自己。咋个要听那个烂婆娘的话嘛！唉，我也是，看了武梅的好脸子就不晓得是咋个的了，喝了她的酒就连姓啥子都不晓得了！这也要怪平时她总是对我凶，总是对我没有好脸子。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关玉贵低着头吸着烟，声音有些哽咽。
这时刘宏超有些好奇地随口问：“武梅也是关在这里吗？”
听刘宏超问武梅，关玉贵有些不屑，又有些羡慕地回答：“嗯，是关在这里。她在这儿享福哦，经常都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她在这儿的生活过的好哦。”
“送东西？送什么东西？总是她的家人给她送的嘛。”
“家人？她有啥子家人哦！她的妈老汉早就不认她了，早就跟她不来往了，她跟我结婚后她的妈老汉都没有来看过她，她犯了这种罪未必然还会来看她吗？哪个会给她送东西进来哟。”
“那会是哪个呢？”刘宏超感到十分奇怪，难道这个武梅还有这么好的人缘，进了看守所还有人这样挂念她。
“送东西的是警察，她好行事（‘行’读ｈａｎｇ，得意、排场的意思）哦，她在看守所享受的是特殊待遇。”关玉贵很有些不满。
“会不会是那个跟她同居的警察呢？”刘宏超猜测到。
“具体是哪个我不晓得，但肯定不是那个姓叶的。”
“你咋个晓得不是那个姓叶的警察呢？”
“她这次被抓进来就是那个姓叶的揭发的她。武梅现在恨那个姓叶的都还来不及，咋个还会要姓叶的东西呢？”
关玉贵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武梅究竟有何德何能在进了看守所还会有警察给她送东西，刘宏超是百思不得其解。
52。…第五十一章
刘宏超从看守所回来后不久就到市检察院公诉处找了负责本案的章检察官，章检察官告诉刘宏超案子刚刚移交到法院去了，并说这个案子非常清楚，律师的辩护空间不大。刘宏超也苦笑着回答他说：“我知道了。我只是觉得这个关玉贵真的是一个法盲，他一直认为他没有杀被害人，他只是帮助了武梅而已。任我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看来普法教育的欠缺也是本案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啊。”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不过不光是这个案子，可以说许多刑事案都有这个问题，许多犯罪嫌疑人犯了罪都还认为他们没有犯罪，或者把此罪认为是彼罪，重罪认为是轻罪。”章检察官点头同意了刘宏超的意见。
刘宏超从检察院出来后就去了市中院。那一年的“非典”使市中院本来就非常严格的门卫制度更加严格了，以至于给律师阅卷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刘宏超那天提出要阅卷时，法官像怕被外来的人传染了似的不愿意亲自把案卷交给刘宏超，而是由法院门口的法警来转交，费时费力不说，刘宏超还没有看到应该给律师看的所有案卷材料。好在刘宏超当时认为这件案子他其实已经清楚了，没有看到的一些案卷材料也不过是少数鉴定和个别证人的证言之类的东西，无关整个案子的要旨。但是，这些材料中稍稍能够引起刘宏超感兴趣的是警方第二次拘留武梅后的第一次审讯记录和审讯关玉贵的第一次记录。第一次审讯武梅是在拘留她后的一个小时之内进行的，整个审讯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在这一个半小时内武梅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交待了她和关玉贵的杀人经过，一点都没有保留！拘留武梅的第二天关玉贵也被拘留了，审讯也是在拘留他后马上进行的，审讯关玉贵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但也只有不到三个小时，在这三个小时内关玉贵也基本上交待了他的杀人罪行，当然他还是认为他只是在帮助武梅。
说实话，当时刘宏超在看了这两份审讯记录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没有引起他什么特别的注意，只是到了后来这件案子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以后，刘宏超才回过头来慢慢审视、回味这两份审讯记录中所包含的不同寻常的信息和所揭示的事实真相。
那一年省城的夏天非常闷热，天空中的云团好像给整个城市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人们被捂得奥热难耐，坐着不动都是一身臭汗。偶尔下的一场阵雨连地皮都还没有完全打湿就又停了，而下下来的那一点雨蒸发后反而更增加了空气中的湿度，使人愈加难受。本来，在往年的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是到开有冷气的大商场去避暑，在避暑的同时又顺便逛了商场，商场的生意也会因此好了许多。但那一年施虐的“非典”让人们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有许多人哪怕是在这样酷热的天上街也要戴上大口罩，当然他们就更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了。商场里，以至于街上的人流都少了许多。“非典”使人们改变了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刘宏超从市中院阅卷回来没几天就收到了市中院的开庭通知，通知三天后开庭，这时距武梅第二次被拘留已经过去了7个多月。
收到开庭通知的第二天刘宏超又赶到古城区看守所去会见关玉贵，刘宏超这次去的目的主要是向关玉贵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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