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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温普太太正在给温普先生的眼睛上药膏，并轻轻用山金车酊揉着他。温普的戏剧真的是神作。只是在结尾被击败而没能获胜。反派逃走了，而且还毫发无伤。
第十章
那儿有足够的事件给那些报纸在第二天分的。令人震惊的典礼——格兰斯通先生的演讲——轰动性的逮捕——这些就足够成为新闻记者和社论作家的好主题了。但被捕的人的品格，弓区大谜案的战斗——它是被这么称呼的——为这些段落和海报增添了佐料。
莫特莱克的行为为这别具一格的情况添上了最后一笔。他在灯灭了的时候离开了礼堂，毫不被察觉地穿过一群警察到了最近的警局，那儿的警长过于激动而根本没理会他申请被逮捕的要求。但出于公正，官方在了解情况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这样的作法甚至没有违反那些繁琐的规矩。对一些人来说这次自首是无辜的清晰证据；而对另一些人，这是无望地有罪的象征。
格罗德曼开心得读着晨报，边吃他早餐的鸡蛋边咯咯笑，就好像是他下得蛋一样。简对她忧郁主人的神智感到担心。就像她丈夫会说的，格罗德曼的冷笑一点也不美。但他并没有抑止它们。
不仅仅温普捅了可笑的漏子，而且记者们都对他的轰动的戏剧场面感到不满，尽管他们的谴责并没有出现在戏剧专栏里。自由派的报纸说他使格兰斯通先生的生命处于危险；保守派的报纸指责他让弓区的狂热黑道元素释放了出来，并造成很可能升级为动乱的暴力事件，并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但“汤姆·莫特莱克”，最终，还是大家的焦点。这就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人的一种胜利。
但是当推迟了答辩的莫特莱克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并在新证据面前，以谋杀亚瑟·康斯坦特的罪名遭到起诉时，温普转运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谜案上来，这无法理解的迷题的答案令从中国到秘鲁的人都争论不休。
在2月中旬，这重要的审判开始了。这是又一个被财政大臣忽略的机会。如此刺激的戏剧靠预售票就可以轻松付清偿其开销——哪怕有很长长的演员表，明星的工资和房租。因为这是一部（根据宪章）无法被重复的戏剧；一部时尚女性愿意放弃她们的耳环去看的戏剧，哪怕主角不是女性。
而根据从地方法官的检查中透露出来的一点信息，以及全国到处招贴着有奖寻找关于一个杰茜·戴蒙德小姐信息的海报这点来看，无论如何这出戏里也算有一个女性。莫特莱克由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辩护，他是由莫特莱克辩护基金（捐款甚至有从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来的）花钱雇佣的，而他因为是东伦敦选区劳工的候选人而鼓起了勇气。而女王的威严和法律，则由罗伯特·史彼高特先生代表。
史彼高特先生，在陈述他的案子时说：“我打算展示被告经过非常仔细的预先谋划，残酷地谋杀了他的朋友和同房的房客，亚瑟·康斯坦特先生。谋划是如此的深思熟虑，以致使死亡的情况几星期来成为令全世界困惑的谜团，尽管，幸运的是，没有骗过苏格兰场侦探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的超人智慧。我打算展示被告的动机是嫉妒和报复，不仅仅是出于他朋友对他所期望领导的工人们更大的影响力，而是出于更平常的由一个和两人都有关系的女人这样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所引发的恶意。如果，在我的案子被充分证明前，我将肩负来显示被害者并不是世人所一致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圣人的痛苦责任，我也不会停止揭露更真实的画面，为了正义，我们无法坚持‘不说死者的坏话’。我打算展示谋杀是在12月4日早晨，比6点半稍早一点时犯下的，以及被告凭着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的天才，试图通过假装乘了第一班火车离开伦敦去利物浦，以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然后他回家，用他的钥匙进入他自己锁上的大门，用他拥有的另一把钥匙打开被害者的卧室门，切开熟睡的人的喉咙，装起他的剃刀，再次锁上门，令它看起来是还上了闩的，走下楼，拉开大锁的闩，出去后关上门，及时到新门赶上第二班去利物浦的车。雾帮助他完成了整个步骤。”以上就是控方大致的理论。被告席上面色苍白的不屈的被告在听到某些部分时，脸部明显抽动了一下。
达顿普太太是控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到了这个时候她已经比较习惯于这种合法地打听别人的隐私，但她心情似乎仍然不怎么好。
“在12月3号晚上，你给了被告一封信？”
“是的，先生。”
“当他读信后反应如何？”
“他变得面色苍白而激动。他到那可怜的先生的房间，我想他和他在争吵。他应该让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更平和的。”（兴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莫特莱克先生激动地走出去，大约一个小时后又回来。”
“他告诉你他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利物浦？”
“不，先生，他说他要去达温波特。”（骚动）
“你第二天早上几点起床？”
“6点半。”
“是你通常的起床时间吗？”
“不，我总是六点钟起来。”
“你如何解释为何会睡过头？”
“不幸总会发生。”
“不是因为昏暗有雾的天气？”
“不，先生，不然我就从不会早起了。”（笑声）
“你在睡前喝了什么东西吗？”
“我喜欢喝一杯茶。我喝得很浓，不加糖。它总能让我安神。”
“是这样的。当被告告诉你他要去达温波特时你在哪儿？”
“在厨房里喝茶。”
“如果被告在里面滴了什么东西让你睡过头，你怎么看？”
证人（震惊）：“他该被枪毙。”
“我想他可能不引起你注意地做到这点？”
“如果他聪明到能谋杀那位可怜的先生，他就足够聪明来给我下毒。”
法官：“证人的回答必须限于事实范围内。”
史彼高特先生：“我必须向阁下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回答，并精确阐释了可能性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现在达顿普太太，告诉我们第二天早上你起来之后发生了什么。”
于是达顿普太太复述了她在审讯会上的证词（添了新的废话，以及稍许不同）。她是如何感到恐慌——如何发现大门的大锁被锁上了——她如何叫醒了格罗德曼，并让他去撞开门——他们如何发现尸体——这些公众都已经熟得生厌的内容再一次从她嘴里被挤出来。
“看看这把钥匙（钥匙被交给了证人）。你认识它吗？”
“是的；你是怎么搞到它的？这是我二楼前屋的钥匙。我确信我把她插在门上了。”
“你认识一个戴蒙德小姐吗？”
“是的，莫特莱克先生的恋人。但我知道他不会去娶她，可怜的家伙。”（骚动）
“为什么不？”
“他对她来说太显赫了。”（兴趣）
“没有更多的理由吗？”
“我不知道；她只来过我这儿一两次。我最后最后一次看到她得是10月份了。”
“她看上去怎么样？”
“她很痛苦，但她不会让你看出来。”（笑声）
“在凶案以后被告的表现怎么样。”
“他总是看上去闷闷不乐并为它感到遗憾。”
换由辩方提问：“被告是不是曾经住过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然后把它让给他，从而康斯坦特先生能拥有两间同一层的房间？”
“是的，但他并没有付相应的钱。”
“当他住在前面的卧室，被告是不是曾经丢过他的钥匙并新配了一把？”
“是的；他很粗心。”
“你知道被告和康斯坦特先生在12月3号晚上说了什么吗？”
“不；我听不到。”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吵架？”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尖锐地）：“但我现在也在大声对你说话。你会认为我在吵架吗？”
“要得两个人才能吵架。”（笑声。）
“在你看来，被告是那种会去谋杀别人的那种人吗？”
“不，我从未想过是他杀的人。”
“他总是让你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绅士？”
“不，阁下。我知道他只是个排字工。”
“你说被告似乎在凶案以后很失落。那会不会是因为他恋人的失踪呢？”
“不，他会更高兴能甩掉她。”
“那么如果康斯坦特先生把她从他手中夺走，他也不会嫉妒喽？”（骚动）
“男人是槽里的狗。（译注：比喻保存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以防被别人得到）”
“不要管男人，达顿普太太。被告已经停止关心戴蒙德小姐了吗？”
“他似乎没有在想她，阁下。当他在一堆信中有一封上面有她的笔迹，他会把它扔在一边直到他已经打开了其他的。”
布朗…哈兰德（声音中带着一丝胜利）：“谢谢，达顿普太太。你可以坐下了。”
史彼高特：“等一下，达顿普太太。你说被告已经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可不可能这是由于他一直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有关系呢？”
法官：“这不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史彼高特：“可以了，谢谢，达顿普太太。”
布朗…哈兰德：“不；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达顿普太太。你是否看到任何事情——比如说戴蒙德到你房里来——让你怀疑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的恋人间有什么关系？”
“她有一次是在莫特莱克先生不在的时候见了他。”（骚动）
“她在哪儿见到他的？”
“在过道里。当她敲门的时候他正打算出去，他打开了门。”（兴趣）
“你没听到他们在说什么？”
“我不是个窃听器。他们很友好地谈话并一起出去了。”
乔治·格罗德曼先生被传唤，并重复了他在审讯时的证词。在辩方提问时，他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间的友情。他没怎么见过戴蒙德小姐，基本不认识她。被告也没怎么和他谈起她。他并不认为她在被告看来很重要。自然被告在他的朋友死后感到失落。而且，他工作得过度劳累了。证人对莫特莱克的人格评价很高。康斯坦特和他朋友的未婚妻有不恰当关系是难以致信的。格罗德曼的证词给陪审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被告表达了他的感谢；控方则对必须要传唤这个证人感到遗憾。
巡官郝莱特和兰尼米德警官也重复了他们的证词。罗宾逊医生，警方法医，同样重述了关于伤口的性质，大致的死亡时间的证词。但这一次他被更严密地盘问了。他不愿把时间精确到一到两个小时范围内。他想当他到达的时候，生命已经离去两到三个小时了，因此命案是发生在7点到8点间。在控方律师稍稍施压下，他承认它也有可能发生在六点到七点。辩方提问时，他重申了他更倾向于晚一点的时间。
附加的医学专家的证词同样含混不清，法庭不得不采用原来证人的说法。他们普遍认同对于任何尸体，确定死亡时间的数据过于复杂而多变以致无法得出很精确的推断；死后僵硬和其他症状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并且对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他们都认同由这样一个伤口造成的死亡是瞬时的，自杀的可能都是不存在的。总的来说，医学证据认为死亡时间很可能是6点到8点半之间。控方努力让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提前到5点半。辩方则全力试图让专家们坚持死亡不可能早于7点的结论。很明显控方为了证明莫特莱克利用第一和第二班去利物浦的火车间的间隙犯罪的猜想而努力。而辩方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在场证明上，显示既然被告乘了在7点一刻离开新门车站的第二班车，他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弓区赶到新门。这是一场激烈地交锋。双方势均力敌。证据既没有偏向控方也没有偏向辩方。但大家都知道，好戏还在后面。
“传爱德华·温普。”
爱德华·温普要讲的故事开始都是那些平淡的老掉牙的事实。但最后，新的证据来了。
“在你心中产生了怀疑以后，你化了妆，租用了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
“是的；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的怀疑渐渐集中到格罗弗街11号的住户身上，我决心彻底地平息或者是证实这种怀疑。”
“你能告诉陪审团接下来的事吗？”
“每当被告不在的时候我就搜他的房间。我发现康斯坦特先生卧室的钥匙被埋在被告的皮沙发里。我还发现我认为是他在12月3号收到的那封信被夹在火车时刻表里扔在那个沙发底下。房里还有两把剃刀。”
史彼高特先生说：“钥匙已经被达顿普太太所鉴实了。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