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 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 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 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仅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我才意识到：在那过去的年月里，这些小小的绿色的带有号码锁的箱子曾经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说：“现在都归你了，谢天谢地！”
开头几天，我极少过问K 处七科的事情。邓肯·瓦格和约翰·戴两人也不想让我站在旁边，怕这样会给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声誉造成损害。我理解他们，我把约翰·戴介绍给了布伦特，并且再一次谈起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国人允许他离开军情五处的整个问题。布伦特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我想如果他们逼迫我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工作，敬重盖伊·利德尔和狄克·怀特。同时我希望还能再搞我的艺术……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对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军情五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布伦特提不出什么线索，尽管他知道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给他看了上面有八个匿名的“维诺纳”电文，但他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他提供的仅有的零星片断是他和盖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尔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这很显然是另外的一次碰头会。但是有关盖伊是否实际上进行了联系，布伦特说他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约翰·戴最后审讯了米切尔。他们很满意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测的那样，矛头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什么消息。 有一天，约翰·戴跑来见我。他带来了K处七科有关高层渗透的第一份报告。报告明确地得出结论说，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议立即对他进行调查和审讯。
“过去我一直以为你是捕风捉影。”我读完报告后，约翰·戴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我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塞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色衣服打高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 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 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 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 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 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