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 第55部分

　　我点点头。　

　　“嗯，我要求对汉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报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国人知道这项指控的全部内容。我还要让你们对那些得高分数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视着我——“我不改变我的看法，这是荒唐的……”　

　　琼斯宣布散会。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担负着安全局的烦恼。他是教皇，正试图调解一个分裂的教会的分歧。　

　　
　　　
第二十章




　　汉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隐匿着腼腆。他自从一九六0年被提拔为C处的处长后．就被人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局长。他年龄适当，四十多岁，有一个反应敏捷的文职人员的头脑，因而博得了白厅对他的喜爱。此外他还有一副粗扩的军人外表，这使得他在军情五处的委员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哈里特”调查出现时，他正是王储——肯定接替将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琼斯。　

　　对一个同事进行调查总是痛苦的，对霍利斯和米切尔则又不同，他们是远离着的人物，对他们的怀疑加重时，他们已接近退休。可汉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们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并没有想入非非地想成为朋友，可我们一起在各种委员会中和谐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业摆在他面前，而他的未来却在我的手里。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　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关汉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们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后来的事业。对几十个认识他的人都进行了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审查为借口来完成的。　

　　“哈里特”这件事最难的方面是，调查很快就揭示出，汉利在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破裂后有过一个痛苦的童年。他的心灵烙上了强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疗。从他的履历看出，他当时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年轻的官员。这件事汉利在当时就告诉了安全局。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绝对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说。　

　　在汉利的早期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当过间谍的迹象。大战前，他在牛津是一个聪明而稍为左倾的学生楷模。战争爆发后为了拿学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后他参加了国内防御部队的一个探照灯团，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并没有使像汉利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大材小用。当时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自寻烦恼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负。　

　　他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进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戈利金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是克格勃的一个招募场所（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来源，并没有一点点证据能证明汉利曾与他们有牵连）。俄语课使汉利第一次接触俄国人。从那以后，他的经历似乎不可思议地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达佩斯与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一起为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克格勃官员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个招募中级间谍的人。后来，汉利回到伦敦，担任了国防部与苏联武官之间的联络官，主要处理回国人员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与军情五处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后向军情五处提出申请找个正式的位置，以后便作为俄国事务的研究官员加入了军情五处。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排“红色乐团”间谍的索引。几十年后，我才发现这些索引对我们D　处三科的工作是多么宝贵。　

　　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间谍会坦白？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这是斯卡登作为一个审讯员的成功之秘诀。尽管我们在若干年后嘲笑他为我们后来知道是间谍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伦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团”成员却真正地害怕他。当然，他在审讯室的优势并不是基于智力或体力，而主要是由于阿瑟·马丁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提供给他的情况汇报，使像富克斯那类人相信斯卡登对他们的了解胜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是情况汇报帮助了斯卡登，监听技术也同样帮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当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无辜的，直到他们指出富克斯在说谎。这个信息使斯卡登击败了富克斯，当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举止上，集中体现了通情达理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午茶和花边窗帘——以至于那些被他审问的人不可能把他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汉利是个间谍，这一切对他都不生效。他是一个内行，他太熟悉这些花招了。就像菲尔比一样，他会眼看着打击到来。唯一对付一个内行的办法是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况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军情五处的技术是一个不完善的系统，就像陪审团审判一样，它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它的优点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并具有承受紧张感的韧性，那么他是能够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点是，一个无辜的人往往在详细的调查中暴露出他隐藏着的弱点，从而不可能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审判：有时清白要用一生的代价来换取。　

　　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　

　　那天晚上，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来到我的俱乐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讨论这次审讯。琼斯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端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双眼疼痛。每当他一紧张，双眼总要疼痛。　

　　“你们满意了吧？’他阴沉沉地问。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说。　

　　帕特里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你们要告诉‘流畅’吧，当然……？”琼斯说。　

　　就在此时此刻，汉利自己意外地走了进来。他和我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彼此常常碰见，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这次严峻的考验刚刚过去就这么快到这里来了。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缓缓地拖着步子从我们旁边走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看上去仿佛是受了一场巨大的冲击，他那张平常红润的脸此刻却像纸一样苍白。　

　　“哈里特”调查停止之后，琼斯让我到中央情报局去，告诉他们军情五处认为汉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问题上是清白的。这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对米切尔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他们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汉利差不多符合指控这一事实。与盟国保持着关系是最基本的，但这必须使他们对我们的结论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琼斯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倾向于把这些事让迈克尔·麦克唐纳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安格尔顿反感，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中上阶层反美主义的残余思想作祟。狄克·怀特也有一些这样的偏见。他们都不富有，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并不隐瞒他们在类似的工作中享有丰厚的报酬这一事实。　

　　他们两人都有理由深感对美国人不可信。琼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从未宽恕过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而狄克·怀特则是因为他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欧洲负责反间谍工作中，与美国军事集团屡次发生冲突而又从未得到美方的谅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时，美国人竟愚蠢地企图在任命狄克当局长这件事上设置障碍。　

　　归结起来，他们在态度上有一个基本差别。琼斯和怀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仆人，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白厅秩序井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内行，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