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吗，我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当我有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多么秘密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讨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盖伊没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须说一声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问，急切地想在他谈话时施加压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错了。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O 年离开的，跟这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她自杀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盖伊离开之前见到过他没有？”
“没有——可我妻子看到过他，大约是在他走的六个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亲与他很接近，当时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杀了？”
“从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来并看着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提及这事。我向你保证，跟这完全不搭界。”
他又颓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个被剥夺了圣职的传教士一样瘫软了。
“这两件事都是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他平静地说，“一两年以后我才恢复过来。爱德华·布里奇斯邀请我回行政机构来工作，我这才回到了英国。”（爱德华·布里奇斯当时是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和国内行政机构的首脑。）
我从未弄清普罗克特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为什么要自杀以及她同伯吉斯讨论了些什么。有关普罗克特的真相难以判断。我倾向于他从未被正式招募过的说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麦与伯吉斯毫无关系这种断言。然而这个案子无论结果怎样，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当时是鲍德温的私人秘书，他把他办公桌里的机密都给伯吉斯看过，或许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伦特会面时，我把我同普罗克特讨论的事告诉了他。
“你没有向我们谈到过他，安东尼。”我说，带着责备和气愤的口吻。如果布伦特感到这种撒谎是朋友之间的事，他总是焦虑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缄默——为了保护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仿佛他能看到过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我直接找她谈话，她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给普尔。一定程度上的弄虚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让布鲁克纳告诉普尔，我们正在对三十年代的事进行新的调查。安东尼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他可以报警。
菲比·普尔告诉阿妮塔·布鲁克纳，她过去常常为奥托把消息传递给彼得和伯纳德·弗拉德兄弟俩。彼得过去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馆长，已经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纳德是一个高级的工党议员。普尔还说有一个叫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年青妇女也参与了这事。她敦促布鲁克纳保证安迪·科恩即高级外交家安德鲁·科恩爵士也得到警报，因为此人当时也冒着风险。所有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鲁·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个“使徒”和剑桥的学生），其他的人都与“克拉伦顿’有关，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一个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讨论的俱乐部。该俱乐部曾是苏联间谍招募中心，这是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名字出现时，她已经同前军情五处的官员赫伯特·哈特结了婚。我拜访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学在学术上颇有声望的法理学教授。我问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向她保证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同意来见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讲究穿着的中产阶级妇女。我想，她这么大岁数还着时髦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长统袜，完全不合时宜。她很坦率地讲起她的故事。她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对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兴趣与窥视女士们裙子里面等同起来。对她来说，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说她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而且有一个俄国人拉拢过她。根据她的描述，这个俄国人肯定就是奥托。奥托指示她转入地下活动，她常常在凯维花园与奥托悄悄见面。她告诉我她仅仅是地下党的一员。一九三八年她进了内务部以后就再没有同奥托见过面了。她在内务部的一个很机密的部门工作，该部门负责处理那些截听电话的申请。她还告诉我，她从未传递过任何秘密消息。
她说她还有另外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伯纳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个只在一段很短时间里指挥过她。她从一张照片上认出，这个人是阿瑟·温，他是伊迪丝·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会圈子里的积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话，我感到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单独的间谍集团，但是，要进行调查是极其困难的。安德鲁·科恩爵士（曾在剑桥后来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脏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经死了，他的弟弟看来更有希望，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名让他担任工党政府里资历很浅的大臣级职务。军情五处受命为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我们反对并请求允许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对弗拉德进行审讯。在当时，威尔逊是有权禁止对任何议员进行审问的，但当他阅读了军情五处的文件之后，他却批准进行审讯。
当我开始同弗拉德会谈时，他的态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来给他施加压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招募过她。
“如果我记不起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认呢？”他一再重复地说这话。
我对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妻子最近自杀了。可弗拉德渴望结束这次会谈，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诱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释，既然我有责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证明上提出意见，那么如果他对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可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忆不好。这次会谈没什么结果便结束了。第二天我又让他来参加进一步的会谈，我从他那里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他坚持说他回忆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来自杀的。不久以后，布伦特打电话来告诉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说。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发现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这部分人被调离那些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动员退休。
当然，还有一些无头案。克卢格曼带走了他的秘密，奥托从未被查出，“红色乐团”在英国的情况我们从未发现。但我们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阴谋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必再担心。审查整个一代人是很麻烦的，这当然要比当线索还保持清晰的时候进行调查更为麻烦。可我们驱走了过去，最终又回到了现在。不能忘记，可能还有三十年代人物遗留下来的东西存在。
第十八章
整个六十年代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军情五处内部有没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老鼠”。负责研究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的历史的“流畅”工作小组与负责调查的D 处三科齐头并进展开工作。霍利斯对“流畅”项目很没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他将退休的时间之前，提不出报告。霍利斯仍然认为，渗透问题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讨论第二个西蒙兹报告的会议之后就结束了。他命令所有参与米切尔案件的不得讨论该案件，甚至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预料当中的愤怒和惊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几次访问。他访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通报了米切尔可能是间谍。在霍利斯访问后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装在苏联大使馆墙里的未被发现的“蚯蚓”话筒突然被一队苏联清查人员挖出来了。他们事先没有进行搜查，但却确切地知道话筒在什么地方，我们听见他们在线路中断之前从墙里拿出了话筒。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