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入睡，他还在喝威士忌。我告诉他我要立即去见他，然后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绪糟透了，态度暴躁。
“我想你是来告诉我，你决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说。
这天夜里，我又一次坐下来痛饮，无法说服阿瑟改变主意。看上去他有点紧张而绝望。从朗斯代尔案件之前，他就过度紧张、劳累，他精神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了。他的皮肤发暗，仿佛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设在他道路上的障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撵到马来亚的阴影仍然在笼罩着他。
“当时我是应该斗争的，可我当时同意离开安全局仿佛是上策，可这一次我认为不是上策。”他说。
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琼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开决裂会使我们走投无路，如果让狄克去说服他，至少还有点指望，兴许会同意增加部分设备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琼斯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同狄克谈过了，让我们大家下个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门的公寓去聚会。
“他想看一下有关此案的报告，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去干。”琼斯说。
怀特的公寓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后面。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那里。狄克亲自来开了门。他穿得很随便，只穿着一件开领的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根像领带一样的围巾。。
他请我们进到他的书房。这是一间优雅别致的房间，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装饰风格是十七世纪的，墙上挂着几幅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壁炉上方还挂着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急于想消除我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紧张神情。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最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阿瑟解释说，不如先让我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带来了说明那三十八个案子的图表。我们忙乎了一阵，图表大大，没法在那只精致的小茶几上摊开来。狄克见此情景说：
“不，不，不要紧，把图表铺在地上吧。”
两分钟不到，我们都伏在地毯上了，我们开始再一次触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个宁静而优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给搅了。我解释说，我曾提交过两个报告，一个是有关蒂斯勒案件的，另一个是有关朗斯代尔的，都被拒绝了。狄克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却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关键在于我们不可单方面地看这个问题，搞出这些图表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这些案件里是否有俄国人插手的依据……”
“听起来像是在搞一个糟糕的归纳法，不过请你继续讲吧。”他怀疑地说。
我—一讲述了案件，并解释了为何总是要提到那五个人。
“你在起草报告之前，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同阿瑟讨论过这个问题？”狄克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理事会。”
狄克转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他感到难以置信。
阿瑟接过话茬，并解释要求使用设备的问题。琼斯一直保持着沉默。此时狄克又问他的意见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也参与了进来。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范围。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个错误。我们现在既没有进行跟踪，又没有技术设备的帮助，这样去寻找案件的结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对琼斯那种冷静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考虑了一会说，“一是要进行调查，二是我们在进行调查时肯定会被人发现，两者几乎同样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要作些修改，他认为应在非官方的房子里对调查工作进行协调，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筑物里进行这项工作。他建议我们使用斯隆广场附近的阁楼路军情六处保安楼。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对罗杰说，你们等着听他的消息吧。”犹克说。
第二天，琼斯通知我们，说霍利斯已经同意用军情六处的一个监视队来协助办理此案，但仍旧不允许他们把米切尔跟踪到伦敦火车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发现。他允许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温特博恩，并授权我们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的那个双面穿衣镜后设置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些宝贵的档案搬到阁楼路上那座马房式小楼的二楼上，房间里没有家具。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办理这起案子的总部了。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可米尔恩是菲尔比的密友，多年来一直在忠诚地为菲尔比辩护。整个供词，包括菲尔比签了名的书面坦白，都是处心积虑地进行过加工的，让真相和谎言相混淆，引我们步入骗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尔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说话结结巴巴，我对他是多么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听到他的声音。他躲躲闪闪，避免回答提出的问题，试图挽回失去的局面，争取胜利。现在埃利奥特在全力以赴地设法去战胜一个三十年来把欺骗作为第二保护层的人。这并不像一场竞赛，然而最后他们两个会像有点喝醉了酒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公学学堂的标准语音热情地讨论二十世纪最大的叛国案件。
“这件事处理得太糟了，”阿瑟听了录音后，满怀绝望地悲叹着，“我们应派一个小分队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用严刑审问他……”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 ”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译克格勃和格鲁乌波道的密码，工作人员用往来通讯的渠道来进行吻合的强化工作。要搞一个全面的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吻合的计划，必须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问世的新式电子计算机，这样才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吻合。
这是一项工程庞大的工作，往来的电文有十五万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数是穿孔的，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破译。单单这项工作就十分艰巨，每个数字组由数据处理机穿两次孔，以便对那些经过处理的电文进行核对，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用电子计算机把每份电文的前五个数字组与整个电文的其他部分进行吻合。每份电文要进行上百亿次的计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学理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时，他对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于是我和弗兰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团去再次拜访威廉·库克爵士。我知道，当时这个研究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通讯总部的计算机还要大。我解释说，我们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计算机来工作三个月，以寻找吻合。寻找吻合一旦完毕，就要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进行密码分析，并设法破译吻合。库克像往常那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诉他威利斯怀疑这能否成功，但他并没有理睬威利斯的怀疑。
“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他拿起电话，对研究集团数据处理组的组长说，“我要你立即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个人来向你谈谈详细情况。你不必问他是干什么的，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电文进行了穿孔，并进行了一次核对。在以后的三个月当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就开始为“维诺纳”工作，每晚工作六个小时。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化规划仿佛会使英国的“维诺纳”计划有所改观。用了计算机不久，我们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电文中吻合了一份电文。对这份电文经过部分破译之后，发现又是关于“斯坦利”的。电文叮嘱他在下次与克罗托夫会晤时不要携带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后，在一些没有破译的电码中又有几句看得懂的话，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危机。电文让克罗托夫找“斯坦利”详细谈谈，因为“斯坦利”那个科负责墨西哥事务。
这份电文发出时，菲尔比正在军情六处的伊比利亚科当科长，负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西班牙语系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在菲尔比叛逃仅仅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早几年就破译了这些电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定期回伦敦走访《观察家报》时把他逮捕。这份电文使人们对军情五处的纯洁性所产生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使人对一九五四年决定停止“维诺纳”计划的事更加怀疑。我们在进行核查时，发现命令停止“维诺纳”计划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