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里间。他们中的那个留着胡子的小伙子，已经打开窗户，爬到了窗台的边上。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惊呼起来。
其他人都坐在桌旁。听到我的喊声，那个身子已经探出去一半的年轻人，姿势僵硬地停在那里。
这时，桌旁的一个人给了他一把手枪。
我没太看清楚那支枪来自何处，是谁扔给他的，也许是肯帕戈纳干的吧。
转眼工夫，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向我开火，我只能扣动扳机向他还击。
接着，他就从窗台上消失了。
第二章 家世
我的父亲从来不想让我成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亲经常把这城里的警察说成是“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会会员，被那些警察们殴打过，还被关进了监狱，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恶芝加哥的政客们。无论是管辖一个区的小政客，还是大到管辖芝加哥市的大比尔·汤普森，在父亲看来他们全是一丘之貉。而汤普森与其说是城市的“缔造者”，还不如说是一只“醉猫”更为恰当。
如果我肯脱离警察局，这一定是最能让父亲开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墙横立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的警察生涯也许是他殒命的主要原因，不过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也心中无数。在他自杀的那天晚上，他甚至连一张便条都没有给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族——黑勒一脉来自于德国东部的黑垒地区，我们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来的。十九世纪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强令放弃他们以前的姓氏，改换成由地名或职业而来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话，那么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因为我的曾祖父——杰克普·黑勒，曾做过裁缝。
那是一段艰难时日。为了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传统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机器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无论是从前以织布为生的年轻人，还是靠牛车运输养家的壮劳力，生活都难以为继。失业率飞涨，同时农业的欠收使得粮食的价格翻了一番。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了美国。我的曾祖父坚守着他的生意，尽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好在他还与黑垒那些富裕的犹太人——高利贷者、银行家、企业家有固定的生意联系。一九四八年，整个黑垒地区卷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观事态的发展，因为他根本不能卷到这场风暴中去，那些上层社会的主顾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辗转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尔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场反抗迈特内克的叛乱中被杀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财产交由维也纳犹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暂时保管。考虑到当时动乱的局势，曾祖父决定亲自去维也纳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遗产。在维也纳，他在拉比·孔恩家里住了几天，并深深喜欢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学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愿留在了那里，然而，后来拉比一家却被极端的正统宗教主义者给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垒。
所有这些给曾祖父以沉重的打击：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于非命；在维也纳，他又亲眼目睹了犹太人自相残杀的惨象。他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倾向于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惨死之后，他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犹太教也从此从我们家中销声匿迹了。
离开黑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继续生活在那里日子会更加艰难。一八四八年以后，秘密警察的触角无所不至，这使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犹太教的正统极端分子们对曾祖父的叛教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向他的那些有钱主顾们散布说，曾祖父的弟弟是个激进主义者。于是那些有钱人就不再光顾曾祖父的裁缝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难维持家用。最终，曾祖父决定举家迁往纽约，那时候我的祖父哈兰姆只有三岁。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国。
祖父哈兰姆少年时就在家中的裁缝店里帮忙。这本可以成为他以后发家的起点，可是哈兰姆并没有这样一直干下去。在祖父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联邦军。像当时许多年轻犹太人一样，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这一举动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立场：当时犹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个食利阶层，为了修正这一对犹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战，结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双腿中弹。
他又返回了纽约。在他离家期间，他的父亲长期被疾病折磨，最终死在医院里，他的母亲也在十年前死去了。当时，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正在为家产闹得不亦乐乎，最后安娜姑妈带着大部分的家产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纽约，此后一直杳无音信。祖父的两个兄弟，杰克比和本杰明一直生活在纽约，但行同陌路，他们也很少探望祖父——一个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后来，在服装区中一家以残酷压榨工人而闻名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没被饿死。
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诺米·里维特兹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厂里做工。我的父亲，马哈隆，出生于一八七五年。两年之后，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积劳成疾无法再胜任工厂里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顾两个孩子，而祖母继续为一家人的生计卖命。又过了两年，一场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楼，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亲和叔叔安全地救出来以后，她又返身去寻找祖父，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出来。
父亲的安娜姑妈——自称是拿了她那份应得的财产——在离家多年以后又和家里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联系，让他们知道她现在的“风光”，于是父亲和叔叔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安娜姑妈那里。下了火车，又换乘街车，这两个大睁着好奇的眼睛的男孩并没有被送往芝加哥的犹太人聚居区——怀斯特区，而是被送到了城里著名的红灯区——利维区。在那里，“按摩中心”、“理容中心”的牌匾随处可见，既有城里最著名的“伊娃林格俱乐部”——由伊达和玛纳姐妹俩开办，也有数不清的名声不佳的下等妓院。他们那位“风光”的安娜姑妈就是一家下等妓院的鸨母。
当然，安娜姑妈不是那些操皮肉生涯的最底层妓女，她在那些一家紧挨着一家的下等妓院中拥有“风光”的一席之地。那些小妓院的建筑都十分劣等，其中的一家曾一度由警察局的总监所有，其他几家由曾五次连任芝加哥市长的卡特·哈里森所有。街上还有一家一家的简易房，里面仅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床是为妓女和她的主顾准备的，椅子可以用来存放主顾的裤子。通过墙上的暗门或房门，一名不速之客经常会在让人尴尬的时候闯入，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通常主顾都会乖乖地付钱。
在街区的另一端就是“伊娃林格俱乐部”以及在它前面的归凯莉·华特森所有的上等技院。在三层的棕色楼房里，有五个客厅，每间客厅又有五个不同的入口。此外，里面还有二十间卧室，一间台球室，以及一个地下保龄球场。粉红锦缎的室内装饰、真丝的睡衣、亚麻床单、放在银质酒桶里的葡萄酒，以及用于啜饮的金质高脚杯……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富丽堂皇”。
再拐过来就是安娜姑妈的妓院了，里面也提供葡萄酒，总共十几个女孩在早餐时喝她们的葡萄酒。那时大约是一点左右，她们围坐在桌旁啜饮她们短暂一天中的第三顿（至少是第三顿）“液体食品”。每天中午，黑人女佣把这些“残花败柳”从床上叫起，靠着苦艾酒的效力她们进行梳妆打扮，然后下来吃早饭。不大一会儿，这些女孩就成双成对地坐在窗前向过路的男人抛媚眼了。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凑到窗前看看那些女孩穿的“衣服”——那也叫“衣服”！她们通常袒胸露背，这样买卖很快就成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姑娘们的“生意”才告一段落，她们要么找本小说催眠，要么喝得烂醉如泥。
安娜·黑勒手下的姑娘们都过着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安娜知道如何吹嘘自己对待姑娘们是多么的关心体贴，尽管马戏团驯兽那样的场面一个月总会上演三、四次。天知道那些姑娘是怎样才从安娜的谎言中活下来的！在安娜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子里，她豢养了六名黑人“绅士”。她还经常去其他城市为自己的生意招募新人，通过向那些十三到十七岁的女孩许诺，让她们当上演员来骗她们上钩。骗人的伎俩是千变万化的，不过那些女孩上钩后的结局是一成不变的。女孩总是被一丝不挂地锁在房间里，被那六名黑人“绅士”强奸。要不了多久，女孩就会听凭“生活”的摆布，早餐时静静地坐在那里喝葡萄酒了。据说事情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
父亲不喜欢他的姑妈，更不喜欢她的“生意”，以及她对待那些女孩的粗暴方式。她经常扇那些喝醉了的女孩的耳光，叫她们“贱货”，还经常从她们的手中抢走顾客塞给她们的小费。安娜也同样不喜欢父亲瞪视她的眼神，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眼神，就像一块静穆的石头一样，我父亲常以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憎恶，为此父亲也常常挨打。
安娜和我的路易叔叔倒相处得十分融洽。妓院的客厅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过只有上等妓院的客厅才能偶尔吸引到诸如政客、成功的生意人、银行家这样的大主顾。路易一定是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着了迷，或者是被他们表面上的排场吸引住了，由此而熏陶出了对资本主义的热爱。当然，安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所以路易叔叔也许是从她身上汲取了这一点。通过安娜对那些难得一现的政客和贵客们的巴结奉迎中，路易学会了如何拍马屁，并把这一招用在了安娜身上，以此来满足她那种病态的虚荣心。这一招很有效，当我父亲三年后被迫辍学充当妓院守门人时，路易叔叔却被送到了东部的一所寄宿学校里。
父亲也因此不喜欢路易叔叔，路易叔叔却假装为此一无所察，至少在他离“家”去东部的寄宿学校以前是这样的，如果那样一个龌龊的地方也可以被叫作“家”的话。安娜和父亲只在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对警察深恶痛绝。父亲讨厌看到巡警每周来收取两美元五十美分的保护费，此外还得有烈酒、食物、女人作陪。安娜也讨厌白搭上两美元五十美分，以及她的酒、食物和姑娘。那些畜生似的巡警不是惟一吃白食的人，来自哈里森警察局的警官们也常常伸手要钱，还有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政客们。由此父亲恨那些卑劣的政客们，而他的弟弟路易却对他们的生活艳羡不已。
从寄宿学校毕业以后，路易叔叔便被他的安娜姑妈送到西北部继续深造。安娜深以她的这一个侄儿为荣，每次都会带着她心爱的侄儿去参加第一区举办的圣诞舞会。在那里，达官显贵和名流政要们欢聚一堂。路易不仅能一睹本地名门显要们的风采，还可以和那些银行家、律师、铁路公司总裁以及那些成功的生意人、警长，甚至专员等政界要员伺机搭讪几句。当然，这样的场合也同样少不了皮条客、鸨母、妓女、小偷、大烟鬼这样的社会渣滓。所有的人都经过了乔装改扮，男人们往往扮成彬彬有礼的骑士或是威力无比的大力士，女人们往往装成印地安少女、埃及少女或是日本少女。报纸上将他们的这些乔装术贬斥为芝加哥社会的“缩影”。舞会通常在圣诞节前几天举行，每一次都将芝加哥的圆形剧场挤得水泄不通，每年至少有两万五千美元因此而流入哈蒂和巴斯豪斯的腰包之中。
舞会通常由第一区的芝加哥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考福林担任嘉宾主持。他穿着奇异的服装，佩戴淡紫色领结，斜披红色绶带，高声朗诵一两首他自己写的格调不雅的“大作”。莱威俱乐部的掌舵人——哈蒂·迪克是舞会上的另一个焦点人物。他是一个聪明的小个子，一边吸着雪茄，一边不失时机地为他的弗克曼交易所招揽生意。在他的努力下，芝加哥每张选票的收买价格固定为五十美分。由于舞会上这些“风云人物”的露面，伊利诺斯州刑侦报告将第一区的圣诞舞会称为“年度地狱狂欢节”。哈蒂·迪克对此不屑一顾，他说：“芝加哥可不是胆小鬼混日子的地方。”
当路易叔叔被第一区的圣诞舞会迷得神魂颠倒时，父亲早已远走他乡了。在一八九三年，当芝加哥第一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