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nofabitch！（混蛋！）”
他们一边七嘴八舌地骂着，一边朝父亲逼过来，父亲拼命地向对方做着徒劳无益的解释。
但是，美国兵似乎被新出现的猎物激发起了虐待狂的兴奋，他们走过来围成了一圈，开始对父亲进行推残，就像是凶残的野兽要把营养不良的猎物玩来玩去地捉弄死一样。美国兵们陶醉于残酷的喜悦之中，惨无人道地折磨着完全没有抵抗和反击的对手。
“住手，不许打我父亲！”
栋居想要救自己的父亲，就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一个美国兵，那是个长得像一头红色魔鬼似的白人，他的胳膊上有一块好象是烧伤的伤疤。也许是在战场上负的伤。那发红的裂口处长着金色的汗毛，他那粗壮的胳膊一抡，栋居就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了，父亲带回来的包干从栋居的怀中掉了出来，滚到了地上。美国兵那结实的军用皮靴轻而易举地就将它踩得稀巴烂。
在包干滚落的地方，父亲就像一捆破布似地遭到美国兵的痛打，他们拳打脚踢，口吐唾沫，父亲的眼镜被打飞了，镜片也碎成了粉未。“围攻”的场面深深地印在栋居的记忆中。
“谁来救救我爸爸吧！”
年幼的栋居向周围的人群求救。但是，被他所哀求的大人们。要么耸耸肩膀。把脸扭向一旁：要么就只是冷冷地一笑。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教援之手。
父亲要搭救的那个年轻姑娘已经连个影子也看不见了，看来她是把父亲作为替身而溜之大吉了，父亲是为了救她才挺身而出的，没想到却成了她的替罪羊！
如果仅凭解释不清的正义感而伸出手来，那么下一次自己就会被当成第二只替罪羊。正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了父亲被当成替罪羊的活生生的事例，所以他们才越发感到害怕。
“求求你们，救救我爸爸吧！”
栋居一边哭泣，一边哀求着。但是每个人都在装聋作哑。既不想从这个地方溜掉，也不想伸出援救之手，仅仅像是隔岸观火似的表现出一副好奇心，静观着事态的发展。
突然。美国兵哈哈大笑起来。栋居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兵正朝着已经精疲力尽、一动也不动的父亲身上撒尿。他正是那个胳膊上有着烧伤似的红色疤痕的士兵！其他的美国兵也都模仿着他的样子去干。在“倾盆的尿雨”之中，父亲好象已经意识不到浇在自己身上的是什么东西了，看到这种情形，不仅是美国兵，连瞧热闹的人也都笑了起来。
比起朝父亲撒尿的美国兵来，栋居更加憎恶在一旁看热闹的日本人。栋居泪流满面，但他觉得那并不是泪水，而是从心中被剜了一刀的伤口溅出来的鲜血，从眼睛里冒了出来，他在幼小的心灵中暗自下定了决心：决不能忘记这个场面！
为了有朝一日报仇雪恨，他要把这个场面牢牢地铭刻在记忆之中。敌人就是在场的所有人！美国兵、兴致勃勃地看热闹的人、被父亲所搭救却把父亲当作替身而逃之夭夭的年轻女人，他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敌人！
美国兵终于打够了父亲，转身扬长而去。围观的人群也散开了。直到这时，警察才终于见面。
“对方是占领军，我也无能为力呀！”
警察有气无力他说着，仅仅是走形式地做了做调查记录。他那种口气好象是在说，人没有被打死就算是很幸运了。那个时候，栋居把那个警察也算进了敌人的行列之中。
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右边的锁骨和肋骨也断了两根。医生诊断，父亲的伤势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治愈。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检查粗枝大叶，医生没有发现父亲颅内出血。
3天之后，父亲陷入昏迷状态，那天深夜，父亲在胡话中。叫着栋居和妻子的名字，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那个时候起，将父亲和自己都抛弃的母亲，还有那个马马虎虎置父亲于死地的医生，都成了栋居终生的仇敌。
他对人类的不信任和憎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他并不记得每一个仇敌的容貌和姓名，甚至连母亲的长相都不知道，所以，他的仇敌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兵、围观的人群、年轻的女人、警察、还有医生和母亲所代表的所有人。
只要对手是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行，栋居打算要一个一个慢慢地对他们进行报复。成了孤儿的栋居在当上刑警之前，其经历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但是，他成为刑警的动机比那坎坷曲折的经历更为重要。
刑警可以肩负着国家的权力（哪怕仅仅是一种形式也罢）去追捕罪犯。对于栋居来说，不管是罪犯还是仇敌，其实都是一回事，人能够在法律这个正当的名义之下，将人追得走投无路的职业就是警察。
栋居并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而是想置人于无处可逃的死地。然后慢慢地仔细观察他那绝望和痛苦挣扎的情形。栋居要把那天眼睁睁地看着他父亲被折磨而死的人一个个都找出来。穷迫不舍，把他们推下无法逃脱的绝望深渊。
如果以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的话，就肯定持久不了，反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自己将受到追究。但是如果把这件事变成一种正当职业去做的话，就可以一直追捕那些人，直到自己不干为止。
栋屠并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而是为了向整个人类进行报复才当了刑警的。因为要进行报复，所以重要的是要让那些追捕的对象尽可能地感到痛苦！
由于被害人没有家属，所以约翰尼·霍华德的尸体由美国大使馆代为认领了，决定由日本方面负责将尸体火化，并且将骨灰暂时埋葬在横滨的外国人墓地中的一个无人祭祀的坟地角落里，直到有亲属出现为止。
侦破工作完全没有取得进展。虽然根据栋居刑警的发现，已经弄明白了皇家饭店空中餐厅的夜景与草帽有些相似。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给破案带来任何进展。
对于被害人来说，草帽似乎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但是那意义究竟是什么，却无从了解。
“据那对恋人说，他们看到有个女人在作案时间前后从公园里出来，那个女人会不会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但是通过随后进行的侦查。在被害人的周围并未发现有这样的女人存在。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这条线索的话，那么杀人动机会不会是从被害人的国家带到日本来的呢？”这种意见渐渐地占了上凤。迄今为止，顺着那个女人的线索，主要以日本人为对象进行了侦查。但是，如果罪犯是来自美国的话。那么就必须改变侦查的方向。
毫无疑问，由于被害人是个外国人，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凶手是外国人”的看法占了上风，搜查工作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外国人的犯罪是比较容易暴露的，因为来日本的外国人人数毕竟有限，而且在出入境之际也不能不留下一些踪迹。
由于在搜查初期阶段没有发现外国嫌疑人，加之由于那对恋人所提供的证词，嫌疑落到了一个日本女人的身上。所以，搜查方向就倾斜到日本人这边了，但是无论如何追查，也没有发现更多的踪迹。
于是，警方再一次研究了那对恋人所提供的证词。他们只是在光线不足的黑暗之中，匆匆瞥了一眼，无论是那个女人的年龄还是她的特征都一概没看清楚。说那个女人像是日本人。只不过是一种从姿态上判断出来的含糊印象而已。
“虽然那对恋人觉得那个女人像是日本人，但她也很有可能是个外国女人。”
“能否考虑她是个混血儿呢？如果是个混血儿的话，那么姿态看上去大概会很像是个日本人吧！
“有必要去被害人的国家进行一下调查。
虽然“罪犯是外国人”的看法又逐渐重新得势，但是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值得进行搜查的对象了。被害人投宿的饭店也已经搜查完毕了。
剩下的搜查对象是被害人的国家。但是，又不能派遣搜查人员到美国去，在日本发生的犯罪案件，其搜查范围仅限于日本国内，与海外有关联的案件，一般都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委托对象国协助进行调查。
即使日本方面派搜查人员出国，他们也没有搜查权。所以。在语言不通，地理和风俗习惯等一切情况都不熟悉的异国土地上、根本无望进行令人满意的搜查工作。除了委托国际刑警组织，要求帮助调查一下被害人的居住地之外，日本警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但那里毕竟是被害人一直生活的地方，或许会留下一些什么痕迹，表明他与罪犯之间的联系吧？
这样进行搜查工作可真让人心急如焚，搜查人员都感到涉外办案所受到的局限。
栋居刑警后来又数次去了东京商务饭店。
“那个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啦！”
与他搭档的山路刑警说道。但是，栋居却仍很执着：
“我总觉得那家饭店与本案有牵连。”
“有什么牵连呢？”
“据说霍华德没有预订房间。是突然到了那家饭店的。”
“那位前台经理是那么说的。”
“被害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知那家饭店所在位置的呢？”
“那也许是机场向他介绍的，也可能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嘛！”
“在机场介绍的，一般都是些比较有名气的饭店哪！那家饭店才刚刚开业不久，而且又没有加入饭店协会，如果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话，那家饭店的地点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从机场来的话，一路上下是有许多像什么‘品川’啦、‘新桥’之类的市中心饭店吗？”
“那可不一定。因为凡是出租汽车，对司机来说，只要计价器的数字上升就行了，而且新宿是第二市中心，实际上也有大饭店嘛！”
“嗯，你说的倒也不错。不过，据说那家饭店是不大住外国人的，听说那里的住宿者当中，出差的公司职员占多数，而且多是定期来东京的固定客人。被害人既是一个外国人。又是第一次来日本，却到那里去住宿，我总觉得他好象预先比较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
“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但他可是第一次住进那家饭店的呀！”
“是的，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到日本来嘛。”
“我觉得你太过虑了。也许他从机场搭的那辆车的司机。知道那家饭店。就把他带到那里去了。”
“哪有这种道理？如果是出租汽车带他去的话，因为他是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所以一般来说，是不是应该先由司机到前台服务处去问一下有没有房间呢？可是，霍华德却是自己直接去前台的。”
“不是听说他会说几句日本话吗？”
“即便如此，他也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所以还是委托司机去办要好一些。”
“会是那样一种情况吗？”
山路似乎百思不得其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陪着栋居去了商务饭店。这大概是因为他对栋居的主张多少还是有些同感的吧？
但是，尽管栋居不肯死心，他们从东京商务饭店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收获。
约翰尼·霍华德仅有的那点儿遗物，都移交给了美国大使馆。他在日本很少的一点点痕迹也已经完全消失了。
“大概我们对这家饭店估计错了。”
山路带着安慰的神情对栋居说。但是栋居感到很沮丧，根本就无心答话。难道真是像山路当初所说的那样，被害人只是无意中来到这里的？通过迄今为止进行的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