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叫来了一位负责人模样的人。
“各位来啦！这次我们的顾客身遭不幸，我们也很吃惊。”
此人说着，递过来一张印有“前台经理”头衔的名片，用一种在服务行业锻炼出来的笑容可掬的态度，迎接了搜查人员。虽然他表面上温文尔雅。但骨子里却披着一副戒备的铁甲。那是服务行业的人所特有的一种“人心隔肚皮的应酬”。
“关于这件事，我们有几个问题想打听一下。”搜查人员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进入了正题。
从事他们这种职业的人，一旦闭上嘴。即使用杠杆也无法撬开。为了使他放松警惕，还是单刀直人地问比较有效一些。
“什么问题？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请尽管直说。”
前台经理虽然嘴上说要积极配合，但却摆出一付明哲保身、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的架势。
“先让我们看一下死者约翰尼·霍华德的房间吧！房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吧？”
由于那房间不是作案现场，所以不能进行强制性保护，但警方在查明了被害人身份的同时。与饭店取得了联系。并派附近派出所的巡警前去守卫，以免房间被弄得乱七八槽。
“那当然了。派出所也派来了巡警嘛。”
这时，从派出所先行一步来到这里的巡警出来迎接他们了。他们被领到了一个普通的单人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床。床边摆着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一部电话，浴室和厕所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屋里的全部。
“客人的行李呢？”
“在这里。”
前台经理指着放在房间角落里的破旧手提皮箱。
“只有这个吗？”
“只有这个。”
“请让我们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搜查人员说着，也不等前台经理答话，就打开了皮箱。皮箱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轻松读物等日常用品。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成为线索的东西。
“他是从哪几进行预约的？”
搜查人员检查完被害人的携带物品之后，改变了提问的锋芒。
“没有预约。9月13日晚。他突然来到这里，要开个房间。因为他态度还可以，而且我们这里正好有空房间，所以……”
“是他本人亲自到前台服务处来的吗？还是司机或者其他什么人先来问问有无房间的？”
“是他本人亲自来的。”
“这家饭店外国客人多吗？”
“不多，大部分是些定期出差来的办事人员。”
“不用问，他说的是英语吧？”
“不。虽然说得不大清楚。但他说的是日语。”
“他说了日语？”
这可是个新发现。初次来日本的外国人会说日语，这也许是事先掌握了与日本有关的知识，或者是与日本有某种联系。
“虽然说得结结巴巴的。但是可以表达清楚意思。”
“那么，他预定待多长时间？”
“他已预付了一个星期的定金，大概要待一周吧？”
“照这么说，他也许打算多待些时间啦？”
“那就不好说了。我们是以3天为1个结算单位的，但是却收了他一个星期的定金、所以……”
前台经理反复提到了“定金”这个词，好象只要能让顾客付钱，以后的事就与自己无关了。活脱脱地暴露出一副“商务饭店”的拜金主义嘴脸。
“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有过来访者吗？”
“没有。”
“电话呢？”
“我问过总机了，据说一个外线电话也没有打进来过。”
“那么，从这里打出去的电话呢？”
“正如各位所看到的，外线电话可以从房间里直接拨号。所以饭店方面无法知道他往什么地方打过电话。”
“那么电话费怎么收呢？”
“在财会部门有计费器，电话费可以自动显示。”
计费器显示的电话费为260日元，但具体通话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里，拒绝人类介入的机械装置极其发达，但它却成了搜查工作的障碍，在东京商务饭店进行的搜查工作走进了死胡同。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被害人在旅途中住了几夜的临时落脚点而已，完全无法断定这里和凶手之间有什么“联系”。
结果，在犯罪动机、作案场所、罪犯是什么人等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搜查工作在开始阶段就出现了难以进展下去的预兆。因为被害人是个美国人，所以搜查本部决定与美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同时向被害人原来的居住地发出通知，井将遗体保存起来，等候其家属前来认领。
在搜查工作会议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最激烈的焦点是作案现场问题。一部分人坚持认为，作案现场就在酒店内部；而另一些人则坚决主张是在饭店外部作的案，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身负这么严重的伤，其伤势连医生都感到吃惊。因此，被害人不可能来自外部。应当认为他还是在酒店内迫害的。
坚持这个意见的是警视厅方面参加这次搜查工作的横渡，他是警视厅搜查1课第4调查室那须组的便衣刑警。因为他长春一张猴子似的脸，所以有个外号，叫做“猴儿渡”，他是最强硬坚持“作案现场内部论”的一员干将。
“据说也有过在相同部位受伤后仍保持着相当活动能力的先例。与横渡大唱对台戏的是位30岁左右、精明强悍的刑警。他叫栋居，是辖区警署方面派到搜查本部来的。他是”作案现场外部论“的急先锋。
“那种先例，只不过是医学上的先例而已，是文献或学会报告上的东西，缺乏现实意义。”
“不过。我们对酒店内部进行了那么严密的搜查，不是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吗？”
“酒店内部并不一定非得局限于酒店的大厦之内。皇家饭店有49500平方米的院落，如果在院落中的某个地方受到袭击的话，就算是留下一些血迹，也会被地面吸收掉的。”
“在作案的那段时间里，院落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有人正在亭子里进行着烧烤野餐，而且还有来赴宴的客人正在散步。要躲开这些人的眼睛作案……”
“我认为那并不是什么难事。院落里既有树丛，又有竹林，就算是有人出来，也不可能注意到这个大院的每个角落呀！”
“据说沾在被害人风衣上的泥浆。并不是酒店大院里的。”
“那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是在酒店外部被刺的，他在遇害之前，随时随地都可能沾上泥浆什么的。”
“但是……”
就在两派互不相让地争论不休的时候。那须警部插了句话。
“被害人为什么要去大厦顶楼的餐厅呢？”
争论的双方都哑口无言了，将视线集中到那须身上。刚才大家一直都没有争论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个男人要乘电梯上到40几层高的顶楼餐厅去呢？既然知道自己反正没救了，死在什么地方还不都是一样的吗？他尽管到了那么高的餐厅，不过也是一具再也无法吃饭的尸体了。”
那须的话说得虽然十分粗鲁，但却一语道破了大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的要害问题，大家原来都只是简单地认为，那人在临死之前，神志已经不清醒了，故而摇摇晃晃地混进了开往“空中餐厅”的电梯。
“被害人并没有把刺进胸部的刀子拔出来。据目击者说。他好象在护着那里似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被刺伤后，只要还有知觉，他首先会要将凶器从体内拔出，然而，被害人却偏偏不那么做，而是让凶器留在身上。显然他知道，如果拔出凶器，伤口就会流血不止，从而导致很快死亡。也许他想在临死之前到某个地方去。所以故意让凶器原封不动地扎在那里。就这样，他来到了皇家饭店的顶楼餐厅。其实，他本该去找家医院的，可是……”
“我认为他未必是要去顶楼餐厅的。”
那须组里最年轻的刑警下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被害人死在了电梯里面。我认为他是在进入电梯之后。抵达顶楼之前这段时间内断气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他本来是打算在中间某一层下电梯的，但结果却没能够做到。”
这就是说，是在电梯到达顶楼后，才偶然发现他已经死于非命。因此，看上去他好象是要去顶楼，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想去中间某一层的。在座的人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好象在说这个意见不错。那须点了点头，向四下里环视了一圈，仿佛在催促大家踊跃发言。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应该告诉电梯小姐他要上的楼层数啊！”
资格最老的刑警山路提出了反驳意见。他鹤发童颜，鼻子下面总是在不停地冒汗。
“他当时可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吧？”
下田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心中却感到没有什么把握。
“下田君的意见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假如被害人是要到中间某一层去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是要去找当天在那里住宿的某位房客，因此，有必要查一下当天所有在那里住宿的客人。”
那须说。
“那部电梯是快速电梯。在20层以下是不停的。因此，调查范围能不能限制在20层以上呢？”
刑警草场问道。他的表情十分滑稽，活象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费尔南代尔。
“不。应该考虑到，被害人已经分辨不出那是快速电梯还是慢速电梯了。”
刑警西河温和地插话道。他乍一看上去，并不太像是搜查一课的刑警，反倒更像是个银行职员。
根据酒后方面提供的住宿客人登记簿，当晚住在这里的客人共有2965名，约占该酒店可接纳住宿客人总数的70％。其中团体住宿的约为500名。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比例为4比6．以外国人居多。在外国人当中，美国人便占了60％。其次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等等，也有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的客人。这里堪称是一个融会全世界不同种族的大熔炉。
在这些人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人，其次是日本人。但是，其他国家的人也不能忽视，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纠缠着什么样的动机。这些人在皇家饭店里睡了一夜之后，已经各自去了四面八方，有的人都已经回国了。
要想一一追查他们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先查一下有明确下落的人吧。当警方正准备将侦查的小舟划入浩瀚的人类种族海洋时，有人向警方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提供情报的是一个开个体出租汽车的司机，名叫佐佐木，他向警方报告说。
“我送到皇家饭店门前的一位客人，好象就是死在电梯里的那个人。我平常不怎么看报纸，也不大看电视，因此来报告晚了。今天，我在用车内收音机收听新闻的时候。正碰上广播里提到这件事。我总觉得那个人的特征很像我拉的那位客人。
佐往木所说的特征与约翰尼·霍华德基本相符。警方一下子来了精神，连忙向佐佐木询问，那位乘客是在什么地方搭的车。
“9月17日晚上8点半左右，我开着空车从辩庆桥驶向清水谷公园方向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人站在靠公园一侧的路旁，紧紧地倚靠着一棵树，他向我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