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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早，天气晴朗，我们在汉加罗阿沿岸处抛了锚，一百一十五名当地小学生登上轮船。这些孩子占全岛人口八分之一。校长本人、村医及其助手、总督助理、三位修女，还有七个当地成年人，一起上船照管儿童。甲板上一片欢乐和喧哗，孩子们唱啊，笑啊，激动得手舞足蹈。然而，当我们叽哩咔啦启锚、鸣笛向村庄告别时，大多数孩子似乎变得安静一点儿了。他们望着岸上的家园，几乎有点伤心，好像他们即将进行周游世界的远航，而不是为期一天的环岛旅行。毕竟，这个小岛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啊！
在长长的银光闪烁的波浪中，船开始前后轻微颠簸时，孩子们都毫无例外地晕船了。很快，舱口附近躺满了昏昏欲睡的孩子，整个甲板上也睡满了孩子。他们一动也不动，像一捆捆要洗的衣服。这时，假如有谁走到栏杆那儿去，那是为了呕吐，并非为了观赏海岸的美丽景色。有一个当地人踉踉跄跄走了过来，要求我们加快速度，以便早一点上岸。
我们的客人中，情况最好的要算校长。他从上船以来，一直精力充沛。校长自己声称，他在各种各样的天气经历过无数次海上航行，都从未晕过船。那些乌黑发亮的头发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想起他的朋友——生气勃勃的村医。很快他也表现出与村医同样的政治倾向，认为当地人是智利公民，但享受不到智利公民权，除非他们能乘上军舰去瓦尔帕莱索，在大陆上智利人中间定居下来。校长的目标是帮助当地人到大陆去。他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那双乌黑的眼睛严峻得像坚硬的煤块儿。但是，当他掏出铅笔在日记本上勾画曲折的海岸轮廓，或者有机会可以抚摩孩子的小脑袋时，脸上却浮现出温和的表情。他身体敦实健壮，在甲板上慢慢地走来走去，说着波利尼西亚语，安慰那些晕船的学生。他一会儿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给他们吃药丸；一会儿又搀着一个瘦长羸弱的男孩子，跌跌撞撞地向栏杆走去，那个孩子的外表和神志，使大家感到必须为他让出一条路。
我们绕过海岬后，海面风平浪静。有些大一点儿的孩子忘了身体不适，他们不听我们劝告，不愿待在船的中部，都想到船首去，而船首颠得最厉害。校长只好赶到船头，把他们拉回来，叫他们躺在舱口上，吓得他们个个脸色发青，目瞪口呆。直到轮船进入阿纳基纳湾时，孩子们才重新活跃起来，于是，波利尼西亚歌声又荡漾在空中了。
船停在阿纳基纳湾营地外面的老地方。大人们把孩子领上岸，让他们观看我们搭在霍图·马图阿遗址上的营帐。接着，修女们领着孩子一起走到一个圣殿平台前，在墙脚下的草地上野餐。有几个当地人骑着马从岛上过来帮助孩子。他们把六只羊羔放在土中滚烫的石块之间，用波利尼西亚人的方式烤熟了给孩子们吃。
天色已近黄昏。烤羊肉的石灶旁只剩下晒干了的骨头，而湾里到处仍有孩子在洗澡，空中回荡着歌声和喊叫声。修女们已让一群孩子集合在海滩上。他们纵情高唱祖先的古老歌曲——霍图·马图阿之歌，因为霍图·马图阿曾在这里居住过。
校长看了看手表，拍拍手告诉孩子们，该做好上船的准备了。海面十分平静，只有微波涟漪。小汽艇仍像往常那样停在那里，与一只大筏子拴在一起。这只大筏子固定在离岸不远的水面上，孩子们一直把它当做跳板玩儿。轮机师随同第一批孩子乘坐小汽艇去大船，以便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汽艇返回时，校长站在海滩上又集合了第二批孩子。大人用小登陆筏将第二批孩子划送到那个庞大的固定筏上，有几个孩子不上大筏子，却在筏旁边游泳，想多玩一会儿。校长为了更好照管那些儿童，就亲自游了过去。因此，当运送第二批孩子的汽艇开向大船的时候，他也在艇里。其他负责照看孩子的成年人则留在岸上，把孩子分成几批，等候上汽艇。
汽艇“扑扑扑”平稳地前进，绕过最外边的一个海岬驶向大船。突然，孩子们都想到前面去观看汽艇激起的浪花。小托尔抓着缆绳坐在汽艇头上，于是，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朝他挤过来。校长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叫孩子们不要乱动。谁知，此时此刻，他们竟连波利尼西亚话也听不进去了。不料，就在一刹那间，一个慢悠悠的海浪不慌不忙地卷了过来。灾难降临了。汽艇一头载进了巨浪的一侧。顿时，海面上除了船尾及露出水面的一片人头外，什么也看不到了。
第五部分：长耳人的秘密一种恐惧气氛
大船立即放下一只救生艇，考察队的医生和我跳上海滩边的登陆筏，其他的人都向海岬尽头奔去，那儿离出事地点只有八十码。有些孩子朝海岬的方向往里游，但大部分孩子却原地不动，在船尾附近的水中上下挣扎着。我们赶紧划着筏子出去，很快赶到现场，径直划到舵手和一个男孩那儿。他们两人正并肩游着搭救两个不会游泳的孩子。我们把他们拉到筏上一看，原来其中一个是市长的十三岁女儿。她皮肤白皙得惊人，头发金黄透红，是个很讨人喜爱的小姑娘。接着，我潜下水去，医生则留在筏上四处划动搭救孩子。这时，从海岬游来的第一批人也到了，为首的是我们的商船船长。我们把孩子一个个捞起来，安顿在筏子上。落水的孩子大都意气消沉，听天由命，只在水中浮沉，而不努力摆脱险境。就在筏子已经载满孩子的时候，商船船长和舵手拉着校长游了过来。校长那肥胖的身躯，不用划也能浮在水面。好几个人使劲拉，才把他的上半截儿身子拽上筏来。不料，筏子失去了平衡，再加上三个救孩子的当地人也惊慌失措地往筏子上爬，筏子险些翻掉。我游到近旁，发疯似地向那三个当地人吆喝，最后终于使他们跳下水去，筏子才恢复平衡。这时，从岸边游过来的全体水手，还有村医的助手和六个当地人，都赶到了出事地点。这些人把筏子往海岬方向推。尽管筏上所有的孩子都挤压在医生身上，他还是使劲地划着。
我和商船船长继续在一片漂浮着的东西周围游着，看看是否还有漏掉没救上来的孩子。三个新来的当地人已向我们游来。海水很清，我潜下水去，只见水下二十五英尺深的沙质海底上，有许多鞋子和衣服。突然，我看到海底有个像洋娃娃似的东西，不禁吓了一大跳。我一头扎下去，竭力往下游，往下，再往下游，娃娃渐渐变大了。可惜，我的水性不是最好，况且当时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潜下二十英尺时，完全不中用了，再也无法多待一会儿，只好拼命往上浮，被迫放弃即将看得一清二楚的娃娃，真叫人心碎啊！我一露出水面，就看到当地的教堂司事约瑟夫。我知道他是岛上水性最好的人，擅长潜水，人们曾挑选他带领我们到村外海中察看两艘沉船。我向水下指指，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我看到的情况。一眨眼约瑟夫不见了。再过几秒钟，他又从水中钻了出来，甩了甩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不见了。他再次浮上水面时，双臂平伸在胸前，托着一个男孩子。我们把孩子放在圆桶上，带着他游向岸边。这时候，大船的救生艇也赶到了，人们正划着它来回巡视。轮机师从艇上潜入水中。水底除了丢弃的衣物，没有别的东西了。四十八个孩子都已救上大船，同岸上那些孩子算在一起，并没有人失踪。
我们到达海岬时，筏上所有的孩子已被送到海岸的岩石上，我们的医生正在给他们做人工呼吸，村医的助手和旁观的人也都在帮忙。村医一直站在海岬上，搀扶从筏子上走下来的人。突然，他跳上筏子直向海滩划去，因为谁也无法把身躯笨重的校长拖下筏子，抬到尖利的熔岩上。夜幕笼罩着全岛。村医在我们中间最魁伟、最强壮的人的帮助下，在沙滩上抢救他的朋友——校长；而在外面海岬那边，所有的人都在抢救孩子。将近十二个孩子需要治疗。人们手提煤油灯，怀抱毯子和衣服，东奔西跑。在我们营地上，伊冯把所有的帐篷门都打开，为男女老少端上热饭。黑暗中，人们骑着马潮水般地从村里涌来，簇拥在我们周围。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可怕的夜晚。整个阿纳基纳山谷笼罩着一种恐惧气氛，一道灰色怪虹阴郁地横贯在漆黑的夜空，更增加了恐惧气氛；月亮被山梁挡住，夜空更显得漆黑一片。孩子们一个个苏醒过来了。人们把他们抬进帐篷，安置他们睡觉。但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有两个孩子仍旧一动也不动。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红发小姑娘。市长痴呆地坐在她身旁，用平静的声音说道：“她很幸运。她一直是个好姑娘。现在她已和圣母玛利亚在一起了。”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无限悲痛的事情，也从未见过人们在不幸面前这样镇静。失去孩子的家长默默无言地用双手握住我们的双手，好像表示，他们明白，我们虽有救生船，仍未能救活孩子，这个意外事件的责任不在我们。那些得救的孩子的家长，扑到我们身上搂住我们的脖子，感动得热泪纵横。一连几个小时，我们的帐篷内外挤满着小学生、家长，以及来看热闹的人。夜深了，寒气逼人。他们收拾好衣物，三三两两鞴鞍上马。一百多个孩子安放在马鞍前部，在黑夜里各自回家了。有几个闹痢疾的孩子，同他们最亲近的亲属留在帐篷里。阿纳基纳山谷又陷入一片沉寂。
最后一批从海滩上回来的八个人，他们提着灯，用担架抬着校长。天空黑洞洞的，怪虹暗淡虚幻，它的灰色长弧横贯夜空，像镜框一样罩在八盏摇曳不定的灯笼上方。村医那双乌黑的眼睛默默地看着我。他说：“先生，这个岛上失去了一位好人。他以身殉职了。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考，考，波基！—踩水，孩子们！’”
在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小教堂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村医。他脱下帽子，一动不动地站在他朋友的棺材旁边。那两个孩子已于前天埋葬了。葬仪简单庄重，四周放着棕榈叶子，全村的人都前来送葬，柔声地唱着挽歌。今天，神父的讲话简短而热烈。他最后说道：“你一向热爱学生，愿你们在天国重逢。”
去墓地的路上，我听到村医喃喃地说：“踩水！孩子们，踩水！”
第五部分：长耳人的秘密“短耳人”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当地人很快就忘掉了这次灾难。死者的亲属马上动手宰牛杀羊，准备大摆筵席，因为按照当地风俗，失去亲人后，总要摆设这种盛宴。他们还骑着马给我们送来公牛后腿和许多别的肉类。但是，最使我们惊讶的，却是帐篷里一切都收拾整齐后所呈现的情况。两个世纪以来，偷盗一直是复活节岛人臭名昭著的特点，只要能够到手，什么都偷。在那个漆黑而悲戚的夜晚，我们未设警戒，所有的当地人都随便出入帐篷，我们的全部东西都敞着。我们当时以为，这下一切都会被偷光了。然而，我们完全错了。什么东西也没丢，连帽子、梳子、鞋带……都没丢。他们骑马离开帐篷回家时，带走了借给孩子的干衣服和毯子，这些东西也全部洗好、烫平，叠得整整齐齐“完璧归赵”了。总之，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只有在潜水救人那阵功夫，我们中间有个人把手表放在帽子里留在岸上，被来到海岬的一个当地人偷走了。虽然这是一种卑鄙行径，但我却没把它放在心上。所以，那次灾难后，我在教堂院子里第一次遇见塞巴斯蒂安神父时，他为此事大发雷霆的情况使我很震惊。
“孩子们出的事故太可怕了！”我说，别的话再也说不出了。
“偷表的事更可怕！”神父说。他连眼皮也不眨一眨。
“神父，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他的回答十分吃惊。
他把手搭在我肩上，平静地说：“我们都不免要死。可我们不是非偷不行的！”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话。我带着惊奇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突然再一次领悟到：我在复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