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要求乎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他已回生乏术，如果不拔掉氧气管，他可能继续活，但只是植物性的活，肉体虽然继续成长，精神却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乐死的例证，鲁塞尔先生则是近代安乐死的例证，说明安乐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满了高度爱心。
去年（一九八○）美国雕刻家乔罗曼女士，因害了砍杀尔，决定採取行动，先为自己的死亡写了一篇报导，寄给《纽约时报》，然后择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数知交，共进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还有爽朗的欢笑。然后她吻别她的女儿，同丈夫走进寝室，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穿上她最喜欢的粉红色睡衣，用香槟酒吞下大量安眠药，与世长辞。我们真羡慕她，她成功的拒绝接受痛苦──癌症末期，那种像服了武侠小说「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国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医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会大众，因为没有看见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头发全脱、牙齿掉尽、双目无光、拚命喊哎哟的悽惨镜头，而大失所望。在恶毒的意识上，披上学术外衣，反对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自戕是对生命的不忠实。」呜呼，正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尊严，所以才用安乐死保持这种尊严，在屈辱的痛苦中，安乐死是唯一对生命忠实的手段。辗转哀号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惨死，有啥尊严？有啥忠实？殭屍一样，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凭摆布，有啥尊严？有啥忠实？连累亲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头喊「大爷大奶赏口饭吃吧」。又有啥尊严？又有啥忠实？
记得发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个白人资本家老闆，被叛变他的当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间最残忍的刑罚──「船刑」对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的四肢绑到船上，各种昆虫，包括苍蝇、蚊子、蟑螂、壁虎等等，闻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的爬到他身上细嚼烂嚥，大概要两个星期之久，他那声震四野的惨叫，才能停止。白人老闆情急智生，宣称他发明了一种奇药，抹到脖子上，刀枪不入，如果饶他不死，他就献出该宝。工头龙心大悦，但用啥方法证明奇药有效乎哉，白人老闆自愿用他的脖子做试验，有效开释，无效包退还洋。结果是喀嚓一声，脑袋搬家，害得受骗的工头，在他的部落里，从此抬不起头。这位白人老闆一定十分凶恶，才惹起群众的严厉报复，但他这种做法却是极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忠实了他的生命，盖上帝给他生命，不是教他把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杨先生曰：「没有受过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谈会上，马来亚大学堂学生老奶叶宁女士，说她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烟，当时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烫她一烫，吓得她又蹦又叫。幸亏被人拉开，才算没上演拷掠节目，否则她当场对安乐死就会大彻大悟，顶礼供奉。人生苦到极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绝之」。人类有权利拒绝痛苦，尤其有权利拒绝绝望的痛苦，这权利不容任何人假冒为善的去侵犯。
痛苦不仅限於肉体，有时肉体虽没有感觉，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谈会上，我想到台北的王晓民女士，她在一场车祸后，即昏迷不醒，由动物变成植物，由一个人变成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倒下来的树，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树一样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却没有真正的跟一棵树一样的安静，身畔总得有人照顾，照顾她屎尿，照顾她吃饭──也就是喂她吃饭，给她洗澡、擦身、换衣服，还要不时的为她翻身。最近几年来，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给她抽痰，稍微一迟，她就发烧，咬牙出声，体温升高，浑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后离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尽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约四万元的微数（黄金不过一两半），来维持早已典尽卖光，告贷无门的全家生计，日夜守养一个只会拉屎撒尿生痰的殭屍，却束手无策。正是「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而泪已枯，而肠已碎。无数人叹息说，这是一个悲剧。事实上，悲剧还在后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间又有谁接班伺候这个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对「伟大母爱」的讚美，只是廉价的声音，虽可以信，却不可以靠。不要说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谁为这苦命的孩子换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的为她抽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他，那就是安乐死。让她去吧，庄严的去吧，平安的去吧，她已忠实的履行了她的生命，责任已尽，她如有知，也不会这么折磨她自己，更不会这么折磨她父母。
马来西亚中华人社会，已注意到安乐死的价值，中国人却不敢面对，使此一惨绝人寰的现象，继续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国家，鸡鸭都不可倒提，而我们却允许对人残忍。古代还有宫女为受苦的人「绝之」，现代人却袖手旁观。我们不需要「画皮人物」咬文嚼字，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肃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道德勇气。
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九。
这次新马访问，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机会，使我能着手一桩久藏胸中的心愿，那就是，编纂两套巨着，一为《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一为《马来西亚联邦华文文学选集》。
我们一直殷切的盼望，和坚决相信，新马跟中国的关系，将来一定会发展到像美利坚跟英国一样的关系。事实上，在文化方面，这关系已存在百年以上，而且日益密切。不过也跟初期的美英关系同一模子，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单行道。美国建国之初，连小学堂的课本，都採用英国文章，如狄更斯先生的《块肉余生记》之类。美国人说话崇拜牛津腔，文学更不能独立，以致英国佬倌始终一口咬定美利坚虽然庞然大物，富甲天下，却不过暴发户而已，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直到霍桑先生的《红字》出版，美国才开始有美国乡土气息，属於自己的伟大小说。再到马克吐温先生现身，作品倒流到英国，美国文学才更进一步的完全脱离英国文学，独创一格，开闢了跟英国文学并驾齐驱的广大天地。
新马的情形，太相彷彿，跟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虽在百年以上，却仍然也只是单行道。即以最近十年为例，台北报纸早上印出，当天上午，新马各报驻台北的钦差大臣──特派员或特派记者，就把副刊上几位名作家的稿件，乱刀剪下，航空寄往。新加坡有五家华文报，马来西亚有十二家华文报（大约是这个数目，不敢确定）。各报编辑老爷接到后，连一眼都不多瞧，就急如脱兔，一头撞进排字房。翌日各报就同时出现同一作品，好像台北爬格纸动物神通广大，竟能一稿数投。整年累月下来，有时候就难免发生天下奇观。好比吧，有一次，文章里忽然冒出一句「本报主编高信疆」，而高信疆先生却是台北《中国时报》的主编，再也想不到「泛槎於海」，魂飞万里之外。盖时间仓促，来不及细看，不是编辑老爷偷懒，而是一细看就超过截稿时间，明天别家报纸都有，只俺一家报纸独缺，岂不是学艺不精，丢脸砸锅乎哉。
这种情形是一面倒的，去年（一九八○）新加坡《民众报》曾用大量篇幅，提出抗议，认为这么大量採用外国稿件，不但有伤自尊，而且扼杀本国作家的创作兴趣。但形势并没有好转，以致两国对台湾作家和文学作品，瞭如指掌。柏老在台北动身之前，新加坡《南洋商报》曾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谈柏杨先生「这个人」和敝阁下所写的种种敝大作，看他们研究的精密和讨论的深入，不禁汗流浃背，原来我老人家竟是如此这般的呀。对台湾其他作家，若三毛女士焉，若张系国先生焉，对香港作家，若金庸先生焉，若倪匡先生焉，都一一洞察肺腑，敬慕有加。
然而，中国的台湾文化界，对新马文坛，却跟白癡一样，毫无所知。柏杨先生是比较幸运的一位，早在五○年代，就给吉隆坡的《蕉风月刊》写过稿，对异国情调，首先接触。稍后主编《一九六六年中国文艺年鑑》，还闢出一章：〈马来西亚联邦及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概况〉，特别报导。无论感情上和实质上，我似乎比大多数中国作家，更跟新马亲近。可是我所了解的仍只限皮毛──了解皮毛还是吹大话，可以说稍比白癡好一丁点。没有同样历程的其他文坛朋友，难怪一个个闭塞得像一块乾屎橛。
造成单行道，尤其造成持久的单行道的原因，主要在於新马文学作品在台湾发表的太少。六○年代之前，绝无仅有。七○年代之后，因为前往观光上国的朋友渐多，偶尔带回来一篇两篇。可是，在印刷术发达的今天，文学作品不但靠质，更要靠量。不要说一篇两篇，就是十本八本，在浩如烟海的书报杂志中，往往发表或发行的当天，就几乎同时淹没。所以新马的作品，迄今还没有引起强烈的共鸣。对新马文坛而言，这是不公平的，在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洪流中，新马作家们辛苦耕耘的成果，没有得到应得到的尊敬。对中国文坛而言，这是不利的，台湾对新马知道的太少，对真正同文同种的着作，竟没有引进中国，这是一种损失，一种过失，和一种耻辱。
──关於「同文同种」，似乎是日本人发明，专门用来玩中国人的。每逢要下毒手的时候，就祭出这句咒语，迷糊中国人的心智。呜呼，中日两国，同文固属勉强，同种尤其荒谬，主要的是没有一点同文同种之情。只有中华人跟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同文同种，如果我们自己不珍惜，谁还为我们珍惜乎哉。
然而，把新马文学作品引进中国，最大的障碍还是水准问题。这就跟当年英国瞧不起美国文学一样，直到马克吐温先生作品倒流英国之后，人才辈出，美国文学突飞猛进，在英文文学中造成泰山压顶之势，英国佬倌妒火中烧，一面攻击幽默算屁，一面嗤曰：「你们美国连个像样的诗人都没有。」美国人后来终於出现了爱默生先生和惠特曼先生，英国人气呼呼的鼻孔冒烟，但并不检讨自己没落，只自叹命运不佳。同样道理，台湾很多六窍全通的朋友，一百个不相信新马文学作品有啥可拿到台面上的。事实上，四○年代和五○年代，确实不济，新加坡作家吴天先生很早就公开承认这种现象，并提出「南洋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课题，在新马触发热烈讨论；金丁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於新马作家不认真，不认真就是不敬业，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老毛病。可是婴儿会成长，树苗会茁壮，美国的英文文学已压过英国，新马的新生代作家辈出，现在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骑在中国文学头上，使我们妒火中烧，既嗤鼻又冒烟的程度，但他们却是毫不客气的已经成熟。在市场方面虽然似乎仍落后二十年，跟五○六○年代的台湾相似；当时台湾有文化沙漠之誉，现在沙漠已成绿洲，而新马却沙漠如故。但在创作水准方面，却跟台湾八○年代的水准相埒，甚至更为超过。我这可不是拍马屁，天下最愚蠢的笨蛋都不会拍文化人的马屁，既拍不出权，也拍不出钱，而是句句实情。尤其到新加坡的当晚，翻阅一些该国的作品，第一个反应就是大为紧张，感谢耶稣基督和观音菩萨，待我不薄，如果他们生在台湾，准把我老人家挤掉，那可要饿死人矣。
──使柏杨先生紧张的作家和作品，我不在这里介绍，等选集出版后，读者老爷拜了读，你会给他们一个公正判断。也会对我说的，加以考验。
於是，多少年朦胧心愿，化为行动，决定着手编纂两国华文的文学选集。这可不仅是为新马作家效力，主要的还是为中国文坛引进高品质作品和注射新的生命。就在第二天拜访新加坡《南洋商报》时，提出这个野心。发行人黄锦西先生、总策划锺文苓先生、总编辑莫理光先生、主编张道昉先生，毫不犹豫的恩准所请，全力支持，慰勉有加。就在第三天晚上，文坛泰斗方修先生等，降贵纡尊，驾临我所住的美崙酒店聚会──也可以堂而皇之宣称是举行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决定以作家为单位，内容分为小说、杂文、散文、诗、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万字之间，出版二十五开本五巨册。就在这次聚会上，我们虽没有对天发誓，却有一个共同认识，互相提醒，要包括新加坡共和国全部第一流作家和第一流作品，绝不挂万漏一，不管任何派别──假如有派别的话，全部一网打尽。
以上是新加坡情形，可以说十分顺利。可是马来西�